夏代存在的再确认

    自20世纪前半叶至今，夏王朝信史说的观点在经历过多次论战和研究后，虽已基本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仍有个别学者秉持疑论态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二里头遗址被系统发掘之后，通过多学科合作尤其是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运用，我们不仅可以确认夏代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还可以确定其活动地域和大型聚落的性质。笔者从文献记载、碳十四测年技术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多件龙形器遗物等三个维度，分析二里头遗址隶属于夏文化的证据。

    从文献角度确定夏代积年，主要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这有两种算法。其一，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可以直接得出夏代起止时间为公元前1994—前1523年。其二，古本《竹书纪年》言商代有二十九王在位496年，加之帝辛在位30年，可知商积年为526年；又因为可以确定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故在商代灭亡之公元前1027年的基础上加上商代526年的积年，即公元前1553年便是为夏亡商兴之年；再加上夏代471年，所以夏代始于公元前2024年，终于公元前1553年。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代积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而根据上述推算结果，有学者不主张夏代结束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而是认为公元前1523年或公元前1553年为夏商分界年代，这与《孟子》“由汤至于文王，五百岁有余”和《史记·殷本纪》商代三十王之数的相关记载相匹配。这样的推断，对于研究夏商分界落于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还是第四期有重要意义。本文也认同夏代结束年代为公元前1553年的看法，判断夏代积年为公元前2024—前1553年。

    碳十四测年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第一至四期的97VT3H58测年数据的拟合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750—前1680年、公元前1680—前1610年、公元前1610—前1560年和公元前1560—前1520年。这说明，二里头遗址在时间上与夏代重合，它极有可能是夏代城址的遗存。

    从已出土文物来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形器可佐证其隶属于夏文化。以2000余片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形器为代表的、多件带有龙形纹样的陶器和绿松石器，相继在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二里头目前共出土了六起八件龙遗存。特别是2002年出土于编号02VM3墓葬中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身长64.5厘米，周身呈现蜿蜒曲折的蛇形，有着由绿松石片雕刻缀连而成的蒜头状鼻端、梭形眼和细密的菱形鳞纹，是中国早期龙形象的典型代表。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带有龙形纹的器座形器，其外壁有两条龙纹，均已残缺，一条线条细腻流畅，有鳞纹、巨眼和利爪，另一条线条粗壮，一头二身、眼球外凸。另外，1987年出土的编号为87VIM57：4的绿松石铜牌饰上也有龙形符号，它以青铜铸成镂空框架，并向内镶嵌绿松石片，整体纹饰呈现为一头野兽，实为龙形纹的变种。这些出土器物均表明，二里头遗址呈现出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特点。

    在中国早期，夏后氏、陶唐氏和共工氏的部落图腾均为蛇形龙。这种蛇形龙没有利爪，其现实原型为蟒蛇，在文献中被称为龙或勾龙。在没有文字记载本朝代事迹的情况下，蛇形龙这一文化符号经过了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的互证之后，完全可以作为二里头是夏代城邑的佐证。

    综上所述，从时间断限以及出土文物的维度审视，二里头遗址均与夏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足以证明夏代的存在当为信史。

    （《河北学刊》2024年第5期 袁泉 吴佳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