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命运沉浮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是明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百事待举的繁忙时刻，疏浚新通的千里运河上驶来一列长长的船队。船上警卫森严，拉纤划桨的舵工水手亦极尽小心。船上装运的，正是从南京拨来的典籍珍品，整个船队也成为移动的“国家图书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完工仅有十来年、内页仍墨香扑鼻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明初有“大才子”之称的解缙。但真正将其监修成功的，却是一位出家的高僧，即被后人誉为“缁衣宰相”的姚广孝。

    《永乐大典》定本装订成11095册，总字数超过四亿，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它汇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历代文献七八千种，基本实现了成祖将历代典籍、诸子百家“备辑为一书”的宏大目标。

    后人赞誉《永乐大典》“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但这部旷世宏编保存典籍的文献学意义，则在易鼎之后的清代方得以体现。

    最早认识到大典巨大价值的，是清前期的徐乾学、全祖望等著名学者。雍乾之际开馆编纂“三礼”，全祖望等人得以利用从皇史宬搬至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发现许多久已失传的“世所未见之书”“或可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学者们如获至宝，相约每天阅读若干，再请人将需辑录的书籍抄出。全祖望作文感慨，大典卷帙浩繁，“而力不我副”。此次学者自发的誊抄，虽持续时间不长，但效果显著，前后辑出《周官新义》《学易蹊径》《春秋义宗》《尚书讲义》等失传故典十余种。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大典中辑佚“亡书”，吹响了《四库全书》编纂的号角，也开启了由朝廷组织的系统辑佚。乾隆帝在“四库馆”内，专门设立“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人皆参与其中。

    嘉庆、道光年间，利用编纂《全唐文》《大清一统志》的机会，再次组织对《永乐大典》朝廷辑佚。除辑录唐代佚文之外，亦辑出佚书多篇，可考者近50种，其中以徐松辑录的《宋会要辑稿》最著名。此后又有小规模的个人辑佚，有文廷式辑《元高丽记事》《经世大典》，董康辑《宪台通纪》，缪荃孙辑《顺天府志》等等。清代辑佚前后持续一百多年，数千卷“亡书”故典得以再现流传，充分彰显了《永乐大典》在古籍保存方面，亦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永乐大典》有稿本、正本、副本三个版本，命运各异。最不受重视的是永乐五年成书的稿本，很长时间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正本誊录告成后，稿本很可能亦收藏在南京的文渊阁内，大约在明代前期毁于大火。

    清代中期所存副本，仍相当可观，乾隆帝谓为“虽原册亡十之一，固不足为全体累也”。但此后随着国势衰落、社会动荡，副本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时，发现大典已不足五千册。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开馆算起，至此102年，而大典遗失五千余册，损失率超过50%，平均每年计50册。光绪二十年，“帝师”翁同龢再入翰林院查点，仅剩下八百余册。清末二十年间即减少四千多册，每年减损高达二百册，可见其流失之速。其最后劫难，则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甘军围攻东交民巷，毗邻使馆区的翰林院遭波及，残存大典几被焚毁殆尽。仅余64册由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抢运回府，后拨交筹备组建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

    统计当今海内外所藏大典，仅残存四百余册共八百多卷，不足原书的4%，令人扼腕长叹。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保护与修复。历经百余年不懈努力，现已入藏二百二十多册，成为大典收藏最多的单位，大典成为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

    （《北京日报》9.5 郑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