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达能，岂有私谢

    ■李伟明

    汉宣帝时期的大司马、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也是个值得圈点的人物。《资治通鉴》第二十五卷载：“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说的是张安世曾向组织上推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怎么可以私自酬谢”，从此与那个人绝交。

    张安世，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这个“酷”，是指执法严厉，而非为人残酷）张汤之子。张汤由于执法太认真而得罪了人，被陷害致死，汉武帝发现他家无余财，是个不折不扣的清官，因此提拔了张安世。到了汉宣帝时期，张安世成为当朝数一数二的大人物，然而，他虽然大权在握，却谦虚谨慎，生活俭朴，从不为家人谋求私利。在用人方面，张安世尤其表现出了他的与众不同。

    在用人方面坚持从国家大局出发，不以个人恩怨计较，不图“回报”的有德之士，在历史上不乏其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妻舅阴兴就是一例。《资治通鉴》第四十三卷载，刘秀任命太子刘庄的舅父阴兴当卫尉，辅导太子。礼贤下士的阴兴和同郡的老乡张宗及上谷人鲜于裒关系不好，但知道他们有才能，可为国家所用，还是称赞他们的长处而推荐他们做官。另一方面，阴兴的朋友张汜、杜禽，虽然和阴兴关系很“铁”，但阴兴认为他们华而不实，所以只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始终不替他们“美言”，谋个好位子。

    今天，尽管在政治生活中有了民主选举制度，但官员由上级考察任命仍是一条主要的用人渠道。虽然说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公权私用现象在现实中并不鲜见。司法机关查处的卖官案就不必多说了，这些依靠手中的公权，大肆卖官谋取私利的领导干部，在张安世面前提起其人其事，简直是污染视听。这些人被绳之以法，那是罪有应得；当然也有一些侥幸漏网的，但愿他们想起张安世，会感到不安。除了“卖官”，任人唯亲也是公权私用的表现之一，其影响虽不如卖官行为恶劣，对恶化社会风气的作用也不容低估。

    更普通的情况，也更为“人之常情”的情况是，一些领导干部提拔下属，总是习惯于“是我提拔了你”的思维，把自己等同于一级组织。而这种习惯性思维，又往往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明明是组织上出于工作需要，正常选用了一名干部，这名干部却要打心眼里感激某一个“人”（而不是“组织”），归功于为自己说了话的和拍了板的上级领导，而旁人也因此把他看成“某领导的人”，这就不正常了。

    笔者不反对被提拔的官员对赏识自己的上级心存感谢。应该说，感激知遇之恩，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客观地说，一个人的成才、成长，往往离不开“伯乐”的发现与培养、扶持，在很多时候，仅仅依靠个人之力是很难成就大事业的。但是，这种感激应当是发自内心的，是纯洁的，是健康的，是可以转化为工作动力的。如果这种感激物质化、功利化，那就演变为庸俗的关系了，由此，一些弊病祸害也许就在这种“感谢”中“应运而生”了。

    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正确用好手中的权力，像张安世那样，一切从大局出发，举贤达能而不据为己功；像阴兴那样，推荐人才不考虑个人感情，唯才是举，那么，建立和谐的工作关系就是水到渠成之事。顺便再说一下：张安世的德行还很好地影响了家人，汉宣帝时的权臣霍光对比二人的下一代时，曾感叹“霍氏世衰，张氏兴矣”（霍光死后，霍氏果然倒了霉，竟然落得灭族的下场）。历史上许多大家族都是大起大落，好景不长，张安世这家人却在两汉时期世代尊贵，十分难得。

    （《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 广东旅游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