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诗圣"之前

    ■王炳文

    北周时的杜叔毗生有五子，杜甫这一支，是杜叔毗的第四子杜鱼石之后，世系传承为“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杜甫”。    

    从隋末（7世纪10年代）杜鱼石任职河内郡，到武周中期（7世纪90年代）杜审言的子女全部出生，杜家已在东都附近繁衍生息近一个世纪。在圣历元年（698年）杜审言贬谪吉州之前，杜家在东都有着稳定的生活。这个时候，杜闲等年纪稍长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十多岁的少年，他们心中深深种下了对于东都故乡的认同。《旧唐书》“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的说法，其实就是对杜家7世纪居住状态的一种局部描述。随着入唐第四、第五代人物杜闲及杜甫长大成人，这种说法成为杜家的常识，却也逐步与现实情形背离，因为从武周末年开始，杜家已经不断向京师发展，在长安营田置宅。到了8世纪中叶，杜家恐怕已经很难被视为洛阳人了。    

    对于杜甫而言，辨认“旧乡”成为一件让他略感困扰的事。一方面，他的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都葬在洛阳以东的杜氏大茔，他也在服完父丧后重整偃师祖宅，按说这里才是他的祖居地。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杜审言以降三代人在京师的经营，杜家依托宗族关系，在杜陵建立起全新的居住区域。相较于襄阳，京兆本就是杜氏更为古老的郡望。职此之故，杜甫心中的故乡颇为含混。

    杜甫出自京兆杜氏，他的身上具有中古士族的普遍特征。杜甫与李义、狄博济诸人叙旧，在盛赞“神尧十八子”（《别李义》）及“狄公执政在末年”（《寄狄明府》）的同时，每每不忘以“子建文笔壮”或“在汝更用文章为”诸语称道其学术，充分体现出家学礼法在士族中的崇高地位。他用“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夸奖李氏一门，以“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梳理与王砅一家的亲缘关系，足见中古士族对于谱系传承与郡望姻亲的矜耀重视。    

    诚然，士族推崇郡望，重视姻亲，但这些伦理与亲缘因素，其实是建立在家庭经济之上的。历史学者们借鉴了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从中古士族社会中析出了身份、财富、权力三种要素。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重视，只不过这种心态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1833年-1911年）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    

    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 岳麓书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