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

    ■徐则臣

    当年漕船过天津往北京行进，是最后一段的“北上”。元代定鼎大都，皇城居北，朝见自然是面“上”；地势也是“上”，燕山山脉拔地而起于北京之北，那的确是高地；就行船而言，也是“上”，逆水谓之上行。当年一众漕丁远远看见通州的燃灯塔，心下甚是欢喜，几个月风雨兼程的苦旅终于熬到头了，但手下和脚底却不敢放松半毫。运河水量堪忧，又是逆流，划船的、使帆的要憋足劲儿，岸上的纤夫也得绷紧绳——由此可知，大运河在北京和天津这一段，是自北向南而流。

    大运河并非到了北京边上的通州就算结束了，北京城内还有复杂水系。    

    千难万险费尽周章，漕船到了通州，的确相当不易。元初年，郭守敬领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规划运河山东段，开凿疏通河道，同时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如此一来，运河自杭州至通州，缩短了900公里。运河行船，顺顺当当一天也就30公里，900公里当然是个大数。关键是，时日迁延，河道废弛，天灾人祸频仍，隋唐运河北行越发步履维艰，郭守敬的规划疏通对北中国的运河就有了再生之意义。漕船帆涨满，至通州卸下漕粮，折身南返。

    1293年之前，漕粮和沿着运河远道而来的货物都要先堆积在通州，一点点经由陆路运到京城。大都的居民过百万，做皇帝的、当大臣的、居后宫的、守城郭的、做大小生意和打杂的，吃穿用度所需不会少，还有宫殿要建、民房要修，砖瓦木料也靠运河从南方运过来，张家湾码头各类物资肯定积压如山。通州到大都25公里，车载马拉时代，这个路程不能算短，蚂蚁搬家一样往皇城里运，看着确实让人着急。忽必烈就烦了，再召郭守敬上殿，还得再想办法。

    年逾六旬的郭守敬再次披挂上阵，这次他要打通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开凿从通州至大都积水潭的通惠河。这“最后一公里”是从整个京杭大运河来说的，若单从北京自身论，谓之“最初一公里”也说得通，因为这一段运河涉及整个北京城的水源。

    历史学家谈起北京过去的水资源，似乎普遍乐观。但无论哪个朝代、雨水有多丰沛，参照真正的水草丰美之地，北京都是个干旱之城。放在郭守敬时代，同样如此，所以我们的大科学家费尽心思去找通惠河的水源，直至找到白浮泉。

    白浮泉作为源头的辉煌不过百年。元末，白浮堰和引水渠因疏于管理而湮废，后来明代修十三陵，担心白浮泉等陵地龙脉被截，就把白浮泉打入了“冷宫”，弃之不用。但当年郭守敬一众背负干粮和各种测绘工具，在多日田野调查之后见到白浮泉时，它的水势之丰沛想来是喜人的，否则郭守敬也不会断然决定：此源可引，此水可用。

    郭守敬最早将“海拔”概念用于地理和测量学，早年在治理西夏黄河时，他已经利用海平面原理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经验，比西方同类的大地测量早620年。

    北京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让白浮泉水直奔东南大都当然最便捷，但有沙河、清河两河当道，而且河谷低下，一奔东南就被它们带跑了。羊入虎口当然不行，郭守敬拦河改道，筑起一道白浮堰，阻止白浮泉水流入东沙河。他要把白浮泉水往西引。往西是走高，不过这高是暂时的，经过测量，郭守敬发现白浮泉地势高出30公里外的西山山麓大约15米，有落差在，水自会寻找前路，往低处流。西引之后再往东南折。这一路他也有规划，沿途可以招兵买马，白浮泉只是个源头，是个引子，只此一泉是难堪大任的。《元一统志》载：“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汤、龙泉、冷水泉、玉泉诸水毕合。”诸水汇聚方可成事，它们一起流入瓮山泊，再“至西水门入都城”。这一路地势西高东低，引水渠东水西流，局部逆势而上，在不懂海拔概念的时人看来，那的确堪称神奇，所以当时有人感叹：“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

    瓮山泊的水继续东流，汇入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积水潭由此确保了水面汪洋。水源不断，从通州到积水潭的运河开凿成为可能。郭守敬根据地形地貌的变化和水位落差，沿线有针对性地建设闸坝和斗门，及时解决了行船所需的水利条件。史料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但见积水潭上“舳舻敝（蔽）水”，龙颜大悦，赐名京杭大运河的这“最后一公里”为“通惠河”。至此，生产、生活和建筑的诸般所需都可以沿水路进入大都腹地。京杭大运河终成矣。

    沿空旷荒芜的运河河道继续南行，很快到张家湾的古城门。

    从一条宽阔的巷子走出去，正对着通运桥和张家湾的老城门。青砖条石一码到顶，保存得相当完好。据说城门跟曹雪芹颇有些关系。一说曹家在张家湾开过两家当铺；另一说，曹雪芹曾在城门旁边的表亲家借居，总之他没少出入这城门。《红楼梦》里写到林黛玉进北京，曹雪芹就让黛玉在张家湾上的岸。    

    通运桥南北向，长十三丈，宽三丈，两边设青砂岩石栏，桥两边各有雕狮望柱二十二根。铺设桥面的大长条石，当是建桥时的原配。一块块花岗岩沉稳宽厚，在太阳下发着包浆的白光。每一块石条上都摞满深陷的车辙印，石头凹陷下一道道车轮宽的槽坑。木轮车年代，南来北往的车轮包裹了铁皮，在石头上来来回回碾压。先是一道白痕，一年过去，石头凹下一寸，再一年，又凹下一寸，如是反复。三百多年里，无数的车轮逐渐走在碾出的固定的槽印里，车辙于是越陷越深，生生在石头上开出一条条时光的通道，如同在大地上挖凿出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理解京杭大运河，通常会局限在运输功能上。没错，千里长河一旦开，南方的稻米即源源不断运抵京城。漕粮之外，海量的物资也沿这条黄金水道接踵而至，大大补给了北方的贫乏与荒疏，这是看得见的功能。还有看不见的，看不见往往更重要。比如政令的通达、国家意志的落实、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不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融通等，都运行在这条堪称整个封建时代的高速公路上。

    （《流淌于时间之上：文化名家走读大运河》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