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民本思想的内涵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政治理念。《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经典，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具体说，《诗》之“民论”或民本思想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敬天敬德观念。这是周初文献的共有观念，《诗》与《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为民本思想的萌芽是以旧观念旧传统的突破为前提的，不冲破“率民以事鬼神”的神本论拘囿，君本论、民本论皆不可能破壳而出。周人以“天”替代殷商人的“帝”，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学界多利用《书》研讨之，《诗经》中当然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并且大部分也可以和《尚书》对读。《皇矣》是天帝命周伐商的诗篇，《诗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所以诗开宗明义，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大意是说殷商残贼下民，上帝弃商，选择周人解民倒悬。这和《尚书·多士》“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是一个意思。

    周人敬天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敬天命和保命。我们认为，惟其既知天命之嘉，又知天命不固而思保命，“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诗·我将》）方能真正吻合周人的“敬天”观念。

    如何保命，曰敬德。敬德与敬天、保命是相匹配的。因为深知天命靡常，周人才有天命不可信的观念自觉。天命不可信并非否定天命，而是基于忧患意识下的自我发奋。天命不可信的潜台词便是天命不可依靠，而需要人的作为，尤其是在位之君子。

    勤政保民思想。周人畏惧天命，敬慎明德，以求天命永保。除了取鉴夏商，周人特别重视文王之德。那么，文王之德到底是什么呢？周公在《尚书·无逸》篇给出了回答：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周人从文王之德中申发出来的勤政保民观念，具体说便是重农。众所周知，周人以农业立国。从后稷，经公刘、大王以及文王，都强调以农为本。故《诗》中农事诗最为发达，从《生民》“尊祖”到《丰年》“秋冬报”，从《噫嘻》成王“十千维耦”到《七月》周公“陈王业”，农业渗透到周人的每一个毛孔。周人对稼穑之事的政治意义就是从“民本”角度阐发的。因为农业文明既安土重迁，又强调时间节律，同时重视亲情伦理，珍爱生命，政治规则也孕发于其中。

    怨刺批判精神。严格说，探讨早期民本思想的萌发应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尚书》的视角，它基本上属于上位者借助理性推断，提出一些有关治理民众的问题。一个是《诗经》视角，它是感性的，是一种有温度的情感抒发。于《诗》而言，既有《颂》以及“正风正雅”等歌颂周代的君民者敬德保民的诗篇，也有“变风变雅”那种批判统治者失德无德、虐民害民的诗篇。尤其是这些“变风变雅”温情而有力度，这些诗的作者本身或就是社会下层，他们或是自我书写，或是代言。所以研究《诗》的民本思想，尤其需要关注《诗》中的批判性诗篇。以下民的立场对失德者进行批判，较之统治者自我省思显得更加深切及时。

    总之，《诗经》中的民论及其意涵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影响。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曹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