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全球比较下的我国人工智能立法

    丁晓东在2024年第4期《比较法研究》上说，我国人工智能立法需要引入全球比较视野。目前美国的人工智能立法强调市场主导与企业自我规制，仅在出口管制、涉国家安全信息共享、民权保护、消费者保护等领域进行规制。欧盟则急于发挥布鲁塞尔效应，对人工智能进行统一立法与风险规制，准备将人工智能系统纳入产品责任范畴、确立特殊举证责任。我国人工智能立法应坚持场景化规制进路，不急于统一立法，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综合性人工智能法。我国人工智能法可从一般原则、公法、私法三个层面展开。其总则应体现发展、平等、开放、安全的价值理念；其公法规制应针对重大公共风险，对其他风险适用场景化规制、尊重行业自治、防止部门越权立法；其私法制度应对终端产品而非人工智能系统本身施加产品责任，可以制定人工智能特殊侵权规则，但应先通过司法积累相关经验。

    “青青河畔草”何以成为经典

    袁济喜在2024年第3期《人文杂志》上说，《青青河畔草》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诗。这首诗大胆打破了思妇诗的正统模式，以其率真自然的表达与无迹可求的风格，展现出新的人性内容，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并在六朝引起了许多著名文人的拟作，成为经典作品。汉魏以来一些著名文士对于《青青河畔草》的拟代之作，体现出经典化的实质精神是对内在生命的真实抒写，其所代之物乃生命之感兴，反映出六朝文人对于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与表达，而拟代作品能够经典化的基本条件是符合当时玄学思潮宣扬的自然人性之道。这种拟作过程折射出文士的审美观，有着深层的心理因素，反映出经典内容的代兴，有助于发掘汉魏以来文学经典化的原因。

    朱熹的解经论

    陈乔见在2024年第1期《孔学堂》上说，宋代经学家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

    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