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阐释中的“奇书”视野和“名著”视野

    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合称为“四大奇书”，这一说法兴盛于明清之际。“四大奇书”是相对于儒学的“四大正书”也就是“四书”而言的。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合称为“四大名著”，这一说法酝酿于五四以后，确立于20世纪80年代。

    明末清初的“奇书”视野，特点是把作品主旨纳入儒学的框架。

    比如晚明李贽的《水浒传》阐释，即以儒家的举贤授能和忠诚理念为核心。李贽写过一篇《<忠义水浒传>叙》，强调《水浒传》是朝廷将、相必读的书，说这些人读了《水浒传》，就能明了一个道理：社会管理必须遵循举贤授能的原则，必须把有本事的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如果反其道而行，让能力不强的人去管理能力强的人，这个社会肯定会出乱子。李贽的说法，直接把儒家举贤授能的理念与《水浒传》的具体情节比如林冲被逼上梁山的经历挂上了钩。《<忠义水浒传>叙》还特别表彰了宋江的忠。清初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重心之一是推崇“仁君”。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三国人物，他认为等级最高的是刘备，其次是曹操，垫底的是董卓。晚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致力于将《西游记》主旨纳入“求放心”的框架。“求放心”是孟子的话，意思是把放纵的心收回来。用谢肇淛的思路来读《西游记》，无法无天的孙悟空是最需要加以调教的，取经的过程，就是一个“求放心”的过程。

    五四以来的“名著”视野，特点是以“革命”话语阐释小说主旨。

    例如，《水浒传》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情节，突出了鲁达的侠客风采。而现代解读则淡化了鲁达的侠客身份，其着眼点是他充分体现了针对压迫者的反抗精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适合做画家、诗人、书法家，而不适合做官，因而背离了荣国府的期待。现代解读往往忽略宝玉的才性之偏，更多强调宝玉是个伟大的叛逆者。《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情节更是备受关注。胡适《<西游记>考证》已经使用了“革命”一词来加以描述。张天翼刊发于《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的《西游记札记》认为，前七回大闹天宫中的齐天大圣代表的是农民起义的反抗英雄，后来取经路上的孙行者则是被招安的宋江之流，所谓“皈依我佛”其实就是投降到正统的阶级之中去，所谓“成正果”也无非是以鲜血染红的顶子而已。

    大体说来，晚明清初的“四大奇书”阐释，立足于“立”而不是“破”，五四以来的“四大名著”阐释则立足于“破”而忽略“立”。这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历史因缘和文本依据；而它们之所以不能定于一尊，则是因为都不免以偏概全。要避免这种失误，需要将两种视野互相参照，以避免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形。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陈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