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的国际传播看“文化中介”的作用

    由于文化系统和文化基因固有的区隔，任何文化“走出去”的过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借帆出海”。在向与“本文化”相去甚远的“他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经由第三者媒介的间接传播往往收效更佳。欲将“本文化”与其他文化身份的国际受众相连接，需要关注不同文化间的“桥梁”，即“文化中介”的作用。

    文化中介，是弥合不同文化间鸿沟、促进文化交流的渠道。在国际传播发展的宏观背景中，“文化中介”可定义为“在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能弥合文化鸿沟、促进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所有中介要素”。

    以角色定位来划分，文化中介包括中介者、中介活动和中介介质三种类别。中介者基于原作者的既有文化载体生产或推广中介内容，促进文化的国际传播，可分为中介型生产者和中介型推广者。中介活动是一系列由中介者开展的、具有国际传播意义的行为和策略，包括把关、编辑、宣传、扩散、评估等。中介介质是承载中介内容、直接接触国际受众的载体，既包含传统纸质书籍，也包括电子书、有声书、视频等新模态，还包括各类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形成的传播矩阵。这三类中介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文化中介在实践层面的传播路径。

    从《论语》的国际传播来看，中介型生产者包括研究《论语》的专家学者、翻译者、插图漫画家等，他们针对《论语》开展研究、翻译、编辑、改编、绘制漫画等中介活动，并借助不同的中介介质呈现。中介型生产者参与的中介活动包罗万象，各具特色。以经典译本的翻译风格为例，安乐哲译本更注重传递哲学内涵，辜鸿铭的翻译通过地道的叙事使语言更加通俗易懂，而理雅各、刘殿爵更注重原文形式的传达。

    中介型生产者中包括一部分评论者，他们通过知识生产实现批判性价值。评论者通过解码和再编码实现意义再生产，并借助文字或多模态符号呈现中介内容。评论者既包括官员、评论员、智库专家等官方和学界人士，也包括普通个人等民间力量。不同类型的评论者为国际受众拓展了多维度的思考空间，加深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理解。

    中介型推广者聚焦中介内容的推广与分销。他们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整合各类资源尤其是跨国资源，从国内辐射到国际，提升“本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广者包括出版社、文化机构、政府部门等主体，他们识别具有传播价值的文化载体，吸纳、招募和资助创作者开展中介活动等，但不直接生产中介介质。此外，还有各类民间资本介入中介过程，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文化资源的整合。

    中介介质则是《论语》外译版本及衍生品的多模态文本。第一，传统的书籍类介质。书籍作为文本介质能原汁原味地保存典籍的内容。传统文化典籍的原版距今历史久远，对于普通读者尤其是国外读者来说较难理解。研究发现，有西方读者认为《论语》全书内容零碎，很难呈现出一套一致的、连贯的思想体系；亦有读者认为《论语》的结构对西方重视逻辑推理和批判思辨的读者并不友好，影响了他们对内容的接受。

    第二，多模态的中介介质。传统文化典籍借助多模态文本能更有效地进入普通受众的日常生活，提高国际接受度。研究发现，目前各类平台上已存在多模态的《论语》版本与相关衍生产品。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可能出现以《论语》为蓝本的影视作品、虚拟展览、艺术表演、互动式应用程序等，以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新闻界》2024年第6期 吴瑛 黄泓晟 徐昊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