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没有异国他乡多年漂泊经历的人,大约难能体会“乡情”二字的分量。到京城赶考,能有家乡的会馆栖身,有同乡聚居千里之外,还能一起吃上家乡口味的饭菜,说着熟悉的家乡话,守望相助,试子漂泊的心,也由此有了依靠。
会馆虽然有省、府(州)、县之分,乡情却把这些行政区划的边界都打通了,甚至有的都跨出了省界,湖广会馆就是一例。湖广会馆声名远播,“湖广”之名来自元代的湖广行省之称,其所辖包括现在的湖南、湖北、贵州、广西和广东省的西部,还有海南在内,简称“湖广”或“湖广省”。明代为湖广布政使司,辖地为今湖北、湖南全境。清顺治元年(1644年)置湖广总督,康熙三年湖广分治,大体以洞庭湖为界,南为湖南布政使司,北为湖北布政使司。两省仍受总督辖治。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两省正式分立,各设巡抚。
湖广会馆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如果以康熙三年计,至嘉庆十二年,湖广分治已经过了140余年,为什么两省还要合办会馆,而且,还要使用元、明时曾经的“老称”?石荣暲先生1944年在《北平湖广会馆志略》中的“序”中写道:“本馆则创于前清嘉庆十二年刘、李二公。是时,湖广已于雍正四年(1726年)析为二省。大湖南北,在一省统治之下,经数百年,吾民相处已久,不忍离析,联合组织,益见乡谊之竺(dǔ,古同“笃”,厚),历久不渝。”
石先生文中所说会馆的创建者“刘、李二公”,一个是相国(清代指大学士)刘云房(名权之,湖南长沙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一个是少宰(吏部侍郎的俗称)李秉合(名钧简,湖北黄冈人,清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顺天府尹)。居然,湖广会馆的创建者也是一个湖南人,一个湖北人。
还有为乡情而改会馆名的故实,见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的《改上江两邑会馆为江宁郡馆记》:上江两邑会馆,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会馆分置在西城区南半截胡同41号(旧为路西十七号,有房59间)与烂缦胡同106号(旧为路东六十四号,有房24间)。
上江两邑会馆,是取“上元”“江宁”两县首字而命名。同时,又以上元之“元”、江宁之“宁”,命名为“元宁会馆”,该馆俗称“西元宁会馆”。清晚时期,在今天的东城区大羊宜宾胡同建江宁郡馆,又称“东元宁会馆”。清光绪三年更名为“江宁郡馆”。
上元,是南京自唐朝起下辖的一个县。唐上元二年(761年),改江宁县为上元县,以唐肃宗“上元”年号命名。五代十国时,在天佑十四年(917年),分上元县另置江宁县,两县同属于升州管辖,并以秦淮河为界,同城而治,河之北为上元、河之南为江宁。此后两县并存的历史维持了近千年,先后同属于江宁府(北宋)、建康府(南宋)、集庆路(元)、应天府(明)、江宁府(清)管辖。民国元年(1912年)撤废上元县,并入江宁县。
如果从“上江两邑会馆”的名称看,顾名思义,会馆是上元、江宁两县所建。但从《改上江两邑会馆为江宁郡馆记》文中,却提出“江宁府领七县,上元、江宁为附郭首邑,而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五县隶焉。”记文中说,会馆建成后,因有前人所定规章,以致句容、溧水等五县来京人员不能入住,不得不在馆外租房。今天,如果我们仍旧遵循旧章程,倒也无可厚非。但只是因不同县份,就将同乡拒之门外,未免把区划地域看得过分了。这与上元、江宁“附郭首邑”的身份不符,有违“敬恭桑梓”之义。“一省之大,且曰同乡,况同府者乎?”所以,经“公同酌商,参改旧制”,将原来的“上江两邑会馆”更名为“江宁郡馆”,凡属本郡来京人士,自光绪三年五月起始,都可以入住会馆。“他日人文蔚兴,日新月盛,或地不能容而恢廓之,是所望于后之君子。”
今天读到这个记文,还能感受到当年上元、江宁两邑人乡情的真诚、实在,不由得不为他们拍案称赞!
(《北京青年报》6.30 袁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