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成都,各式茶馆、茶楼、茶园、茶亭、茶厅,遍布桥头、街角、巷尾、庙前,熙熙攘攘,各具特色。
据文献和档案记载,1909年,成都街巷有516条,茶馆就有454家。1929年,成都茶馆达641家,这些茶馆分布在336条街巷中,其中180条街巷有一家茶馆,91条街巷有两家,65条街巷的茶馆有两家以上,例如陕西街和浆洗街分别有7家茶馆,小天竺有6家,东大街有13家。在闹市区和市郊的一些地方,茶馆高度密集,如青羊场,不过三条街,居民两百来户,却有茶馆19家。
成都有这么多茶馆,跟城市的水质有很大关系。成都虽然有几千口水井,但井水含碱量高,烧开后上面有一层白沫且有苦味,不适合泡茶饮用。饮水必须从城外的府南河运到城内。对个人来说,从城外的河里取水比较麻烦,很多人家都是从茶馆买开水和热水使用。各茶馆的用水依靠水夫从河里运到茶馆,即所谓“河水香茶”。
跟老百姓生活的这种紧密关系,让成都的茶馆成为人流密集场所。人流带来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成都的茶馆逐渐成为集喝茶、聊天、掏耳朵、听戏、看电影、占卦、谈生意、找工作甚至打瞌睡、发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生活空间。所以,成都当地有这样一句谚语:成都是个大茶馆。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茶馆是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戏曲、评书、清音、相声、电影等在茶馆里轮番上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悦来茶园。
根据档案记载,建成于1908年的悦来茶园是继可园之后成都的第二个新式戏园。建成后,先后有长乐班、翠华班、彩华班、文化班等在此演出。1912年,长乐班、宴乐班、翠华班等班社在悦来茶园合并成立三庆会,成为当时成都最有影响力的戏班。三庆会的康子林、杨素兰、周慕莲等名角都曾长期在悦来茶园驻场演出。
清末民初,茶馆不仅是戏院,也是电影院。1909年前后,电影被带到成都,被称为“电光戏”“电戏”。茶馆放电影时,观众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每个椅子后面有一个铁箍,用来放茶碗,堂倌穿梭于各排掺茶。悦来茶园就经常在戏毕之后放映滑稽影片《吃寿面》《愚弄警察》等。
民国初年,成都的茶馆放电影是不对女性开放的。后来,个别茶馆放电影开始对女性开放,且规定某些场次专售女宾,以避免女性在黑暗中被男人骚扰。比如,1914年4月,大观茶园和可园联名向省会军事巡警厅申请“白昼女宾专场”,并承诺“严密防范”,确保“无一男子杂错其间”。
有戏曲演出或者放电影的茶馆,一般规模较大,也比较上档次,来消费的茶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普通民众经常光顾的多是小茶馆,而这里也是大多数民间艺人的主要演出场所。
有些名气的民间艺人,一般固定在某个茶馆演出,而名不见经传者只好带着家伙什儿走街串巷,哪个茶馆有听众,就到哪里讨生活,坊间称之为“跑滩”或“穿格子”。经常出现在中低档茶馆的民间艺术有相声、金钱板、评书、清音、杂耍、口技等,其中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是评书,不少茶馆雇佣说书人驻场演出以吸引顾客。
由于高档茶馆不欢迎评书艺人,那些喜欢听评书的有钱人和上层人士只能“屈尊”到普通茶馆听书。比如,民国初年,评书艺人张锡九在成都棉花街一家茶馆说书,每天顾客盈门,但第一排总是给当地名流“五老七贤”保留着。每次待这些名流入座后,张才开始讲。1916年,军阀戴戡在成都实施宵禁,“五老七贤”在去茶馆听书的路上被军警堵住,为此他们还发动了一场取消宵禁的抗争。
成都的老茶馆不仅具有经济、文化功能,也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老百姓遇到矛盾,不去官府解决而到茶馆调解,这叫“吃讲茶”或者“茶馆讲理”。茶馆讲理时,双方会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当调解人。在茶馆这样的公共场合,有众人的眼睛注视着,调解人会尽量按“公平”原则行事,尽力化解矛盾。即使调解不成功,因为有中间人和众人的劝解,暴力冲突也不容易发生。
在过去成都人的日常对话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进城那天,就在茶铺里听说了!”“怎么茶铺里还没听见人说?”
今天我们靠报纸、电视、网络等获得信息,而在过去的成都,各种消息往往首先在茶馆传开。作家沙汀在《喝早茶的人》中就这样写道:“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发生,他便去茶铺。”
人们在茶馆谈论各种事情,从家长里短到国家大事,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状况、街坊邻居的各种小道消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以及各种观点和情感的表达。
茶馆除了是信息集散地,还是老百姓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大多数在茶馆的谈话都是随意的,没有目的性的,正如一句民间俗语所说,“茶铺里的龙门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在成都西门附近的一个茶馆干脆取名“各说阁”,生动地形容了茶馆里漫谈的气氛。
各种信息和意见在茶馆里碰撞,让茶馆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涌入四川,让成都的茶馆生意更加兴旺。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茶馆中张贴着各种宣传抗战的标语、海报、告示,各种宣传爱国抗战的评书、戏曲不断在茶馆上演。笔者在成都老茶馆档案中看到的12个剧本,全都与抗日有关,有的回顾日本侵华历史,有的赞扬抗日运动,有的歌颂战场上牺牲的英雄,有的表达失去家园的痛苦,有的历数日军犯下的暴行。这些作品借助茶馆平台获得了广泛传播,对于唤醒和动员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透过成都老茶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成都的茶馆文化,还有成都的市井春秋、历史印记、文化记忆。
(《光明日报》7.17 王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