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沟通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命题与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可沟通性命题，一方面强调数字化的扩散过程，揭示数字化传播是实现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与逻辑；另一方面强调复合思维，要通过数字媒体、日常交往的多种路径进入国外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结构。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可沟通性，需进行三种路径转换。

    一是降低文化折扣：国际传播中的价值损耗。数字化技术推动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从“书写—印刷范式”转向“电子—数字范式”，由传统社会的“低阶媒介”传播到与当代社会“高阶媒介”传承的逻辑转换。此过程同时也是话语转换、部分价值被让渡或被化约的过程。要减少价值损耗，一方面，跳出“现代化”这一预设的西方框架，围绕“转化与创新”问题，立足于传统文化自发的、内在的演变逻辑（而非刺激-反应式）来谈文化传播与影响力问题。另一方面，做到由“薄观念”（这种观念因社会结构、利益、理性动机而改变）到“厚观念”（一种伴随人的社会化过程而达致世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逐步影响的过程。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故事资源，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西方产生影响的中国传统故事，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范畴的故事-话语资源库，提炼出核心叙事模式与故事文本的生产策略。建立传统文化数字化模型，最大程度减少价值损耗，实现“螺蛳壳里做道场”，小故事讲大道理，方寸媒介蕴含深厚的中国文化价值。

    二是借用“数字之船”：行政机制与数字机制的耦合。行政化与数字化要彼此涵摄，意味着主要见之于社会实践的行政化和主要见之于媒介技术发展的数字化的形成逻辑耦合。政府、机构和组织与数字平台的机制耦合，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的合理构架以及由此产生的和谐平衡状态。耦合的具体实践，涉及从数字平台与孵化、文化资源数字化、数字化施政理念等，通过基于数字媒介的视觉化、智能化等的“基础设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不同形式濡化到国外社会的各个领域、层面，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融入。

    三是培育海外居民主体：文化主体的改变与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最终落脚点是文化主体，即国外居民。要重塑文化实践主体，首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社会“流转”起来，方能如有源之水、永不枯竭。其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社会传播开来。注重数字空间，通过“媒介交往”实现“文化交往”，在“关系—文化”模型中，进入社交媒体中的中华文化也就进入了日常生活实践。第三，媒介技术导引文化进入受众的感官体验。让传统文化成为一种可参与体验的文化形态，身体已成为接榫传统文化与技术的日常“活场所”，强化了主体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体验。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可沟通性，以数字技术编码到当代全球文化流转体系和日常生活中去。这是一种相互理解、倾听的尝试，实现全球倾听模式。避免因现代性方案、道路之争、国际话语权而搁置文化对话，积极寻求有助于对话的氛围和方式，方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全球文化流转的场域，促成文化的视界融合以及国家之间的有效对话。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年第4期 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