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我的高考

    我所经历的高考，在1964年，60年前的往事了。那年春节过后，甫一开学，我便给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蒋有爱老师，慎重地递交了一份所谓“决心书”。当时具体写了点啥，大多记不清了。只记住了一句：我决心不参加高考，立志务农，一辈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的这一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确实觉得，那时候的上海农村，也同样相当落后，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好像有些文化的，做一个农民蛮好。当时，蒋校长读了我的决心书，厚厚的镜片里，透露出赞许的目光，连声说好，好，一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的母校北蔡中学，在现在上海浦东新区北蔡镇，一所普通的乡村学校，规模不大，初中部每个年级四个班，每班40人；高中部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三十多学生。这所中学始办于1937年，初名江东中学，颇有些历史人文底蕴。那年开学不久，我深受当时江苏1961届高中毕业生董加耕放弃高考、志愿务农事迹的影响，便写了这份决心书。

    我的这一决定，母亲是同意的。阿妈对我说，吾没啥文化，不懂个啥。侬觉得好就好，凭劳动吃饭，没啥不好。我哥不赞成，见到我就摇头。

    那时候，全国大学招生考试，定在每年阳历7月上旬6、7、8三天，正当暑热难耐。可是哪里晓得，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吧，蒋校长突然匆匆找我。说是现在上面有个新精神，每个高中毕业生，必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她说应当先考大学，要是考不取，再志愿务农不迟。校长强调说：你可是要听党的话啊，勇敢接受祖国的挑选。

    我便马上开足马力，全身心投入了十分紧张的温课复习，要把自己耽误的大把时光抢回来。我考的是文科。我们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再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填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深受语文老师张为忠先生影响的缘故。

    在家复习的日日夜夜，正遭遇六七月的酷暑天气。天天汗爬水流，坐在那里用功，一点儿也不是虚构，每天所花时间，不会少于十七八个小时。天天弄到深更半夜，精神高度集中，脑子倒是蛮清爽，毫无睡意。有时候饿得实在没办法，没啥吃的，就拿自家腌的萝卜干嚼嚼，弄得常常喝水，不觉得辛苦。

    大约六月中旬的样子吧，蒋校长又特地找我，建议我报考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说是可能被优先云云。是有关方面怕我考不取，还是另有什么意思？我猜不透。那时候，我完全是凭自己兴趣报考大学和专业的。就对校长说，哎呀，我不想学语言啊，说自己真的不喜欢。校长只好笑了一下，说那你就好好考吧。

    7月6日上午考语文。我先将试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很快把所有阅读题做完。那年的作文题，要求就试卷提供的一篇短文《关于干菜的故事》写读后感，审题方面，真的是没啥难的。短文不长，是说二月时分，天气寒冽，在运往灾区东明县的大包大包干菜里，运输者装车时，发现有些干菜包特别沉重。便逐包打开检查，发现里面塞了许多袋地瓜干、杂粮或面粉，甚至还有一块十多斤重的猪肉，却不知道何人所为。接着，短文作者忆苦思甜，说回想旧社会大荒之年，狠心地主趁火打劫，把存了多年霉烂的地瓜干和仓底的泥灰杂在一起，“借”给灾民度荒，规定每“借”40斤，麦收时就得让地主收割一亩麦子。短文最后说，真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我的读后感，没有在两重天上做文章，取了另一角度。我突然被眼前洒满考场的阳光所触动，将阳光和干菜的故事相联系。以为这一包包干菜，尤其被人悄悄塞进许多食物这一崇高行为和精神，不是严冬和黑暗，而是阳光普照的早晨，是奉献给灾民的一颗颗滚烫的心；不是面临困难时的软弱和消极，而是燃烧着的一团团火焰；是折不断的整整一把筷子，一片葱郁的大森林。这一干菜的故事所体现的，是伟大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格。

    六十个春秋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以来，其余的科目考试，没有留下多少清晰印象了，除了数学卷最后一道加试题把我难住，大约都还是顺利通过的缘故吧？而唯有这一堂语文考试，印象不可磨灭。

    高考结束回来，第二天我便下田去参加劳动挣工分，心里想着要为母亲分担一点，而且很可能是候补的公社社员了。除草、翻地或是采摘啥的，都不算太辛苦。最疲累的，要数整天整天弯腰割稻，大颗大颗的汗珠跌落下来。或者在打谷场上，脚踩脱粒机呼呼直响，尘土飞扬，谷粒四射，有时竟有稻谷钻进后背，有一种切肤的难受，可真是芒刺在背了。这样劳累着，眼见快到八月发榜的时候。

    不料发榜前几天，我突然病倒了。直到发榜那一天，我都没有力气赶到北蔡中学，是我阿哥代我去的。八月底那天，又是阿哥骑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把我送到复旦去报到。当我把有关入学材料，递给经办手续的那位女老师（后来知道，她叫刘姿娟）时，她看着我的报名照，又看看我，惊讶地问，你是，是你吗，怎么这么瘦？旁边一位戴着眼镜的男老师便来打趣，随口吟出李白《戏赠杜甫》中的两句：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文汇报》6.6 王振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