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楼初开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乾清宫前举行隆重的开院典礼，曾经的皇家禁地自此向公众敞开大门。您或许不知道，北京从一个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转身中，高大巍峨的城楼也曾改弦更张，一度成为北京人游览的场所。

    最早被“相中”的是紫禁城内的午门、端门城楼。1918年，蔡元培草创、鲁迅选址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已经筹备了6年，因原馆址国子监“地处偏僻，屋舍狭隘”，筹备处迁入了故宫的午门、端门一带。午门城楼被辟为陈列室，端门城楼贮存重大文物，端门作为博物馆正门，两座门之间的区域则变为封闭院落。

    时逢乱世，财政窘迫，鲁迅等人在午门又埋首苦干了8年。直到1926年10月10日，高据城楼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终于正式开馆。据说，区区1万元开馆经费，还是司徒雷登牵线，美国霍尔基金会赞助的。

    博物馆初次开门迎客，开放了10个陈列室，展期仅有短暂的一个月，但总计接待观众达185714人次，日平均参观人数达6404人次，相当于每10个北京人，就有一个去观展。

    与午门、端门相比，正阳门箭楼的重新利用就曲折多了。1928年，新上任的北平国货陈列馆馆长吴大业踌躇满志，计划把陈列馆从广安门内迁到正阳门箭楼。

    提议一出，就有市民反对，“恐日久天长游人愈多”，“灰泥松动，难免不发生意外危险”。正阳门历来被看作“国门”，民国以后城防作用虽日渐减退，作为制高点的城楼上仍常年驻有守楼兵士。箭楼刚开始“搭架兴工”，公安、市政部门就火速“派员调查”。吴大业焦头烂额，一边给工务局解释，一边请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与北平市长何其巩沟通，这才侥幸过关。

    箭楼施工历时2个月，为了增加室内光亮，将门楼北面的3樘实木大门，改成了双扇玻璃窗门，又在北墙上增加玻璃铁窗。这就是正阳门箭楼开北窗之始。

    1928年11月，正阳门北平国货陈列馆首次对公众开放。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一层大厅还开设了电影院，时人称为“国货陈列馆电影院”或“前门箭楼电影院”。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箭楼两侧高悬“电影”二字，极为醒目。有人回忆：“1937年2月15日，前门箭楼电影院放映《塞北风光》和《百灵庙大战》，场场爆满……上述电影放映时，影片里的一个爱国口号、一个打鬼子的特写镜头，观众都认为是喊出了民族的呼声。”

    这个电影院与设在钟楼的通俗教育馆电影院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说起来，鼓楼的开放比正阳门箭楼还早了几年。1924年，京兆尹薛笃弼为使民众不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耻，将鼓楼易名为“明耻楼”，展出大量照片和实物，一面被八国联军刺破的大鼓也在内。

    薛笃弼曾是北平通俗教育会成员，他深感“京兆号称文化之城却文盲众多”，1925年亲自募捐、申请经费，最后以15000元大洋修葺钟鼓楼，大举兴办了“京兆通俗教育馆”。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民众教育馆。

    据《京兆通俗教育馆纪实》记载，馆内“两壁满张通俗教育画、地图、节俭图、世界教育家像、各国名胜画片等百数十幅。”每周六晚上，或请馆员或邀名人前来讲演，讲演部座位可容600余人。此外，游艺部附设电影场，图书部分设普通阅览处、报志阅览处、妇女阅览处及儿童阅览处等。开馆后每到节假日，“座无虚席，百头攒动”。

    开放的城楼还是少数。世居北京、研究北京文化多年的赵振华老先生告诉记者，民国时期，大部分城楼都没有被重新利用，长期上锁。“小时候听老人说，‘燕子李三’等飞贼都住在城楼子上，既不花钱，又便于逃跑。”“燕子李三”的传说很多，不过，北平解放前夕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汪曾祺，在《午门忆旧》中有类似的说法：“据历史博物馆的老工友说，建馆后，曾经修缮过一次，从城楼的天花板上扫出了一些烧鸡骨头、荔枝壳和桂圆壳。他们说，这是‘飞贼’留下来的。北京的‘飞贼’做了案，就到五凤楼天花板上藏着，谁也找不着……”

    动荡时局下，城楼的开放注定是短暂的。九一八事变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万余件珍品，与故宫国宝一起踏上了南迁之路；“提倡国货，讲求实业”的国货陈列馆，迁至北海先蚕坛，沦为供日本人参观游览的工艺品陈列商店；京兆通俗教育馆更名为“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七七事变后被迫闭馆。

    （《北京日报》6.11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