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城为何建于嘉靖时

    今年，是北京外城修建470周年。470年前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北京外城落成，使明清北京城的城墙在鸟瞰之下呈一个“凸”字形，皇城、内城加外城，紧紧拱卫着紫禁城，后来形成“里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

    熟悉北京史的读者都知道：北京的内城墙是永乐十七年（1419）完成的。为什么过了一百三十年后才想起修一道外城？这跟发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有直接的关系。

    冤杀石天爵激怒俺答

    说庚戌之变，要从嘉靖二十年（1541）说起。那年，蒙古一带发生自然灾害，人染疾病，牲畜大量死亡。蒙古部落首领俺答汗听信占卜者的话：要摆脱困境，须与中原结好。这年七月，俺答汗派汉人石天爵和蒙古人肯切来大同与明廷官员联系，请求通贡和互市。

    所谓通贡，就是蒙古部落首领接受朝廷的封授，然后定期向朝廷进贡，朝廷则以赏赐的名义，供给蒙古人以布帛、铁器、粮食及珠宝首饰等。互市，也称马市，就是在官方控制下，双方在指定地点进行交易。

    守边官员送走了石天爵，留下了肯切，并将此事上报给了皇帝。世宗朱厚熜认为“虏情叵测”，俺答这是“假词求贡”，坚决不许。接着，又重金悬赏买俺答汗的人头。肯切于是成了阶下囚。俺答见通贡不被允许，便联络起阿不孩、吉囊两个部落，分道入寇山西等地，所到之处烧杀劫掠。

    第二年闰五月，石天爵同两个蒙古人再次来大同，一是代表俺答请求通贡开市；一是请求释放肯切，两个蒙古人中有一个是肯切的儿子。常言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大同巡抚龙大有却抓起了石天爵等三人，杀了两个蒙古人，然后上报朝廷说是用计捕获了石天爵等人。明世宗下令将石天爵与肯切一起处死。

    此后一连五年，俺答屡次进犯、骚扰山西、陕西等地。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俺答西入保安，掠庆阳、环县（两地皆在甘肃省东部）而东；九月，犯宁夏。明总督、兵部侍郎曾铣派兵袭捣俺答的老巢，“斩首百余级”，俺答这才撤兵。

    这年八月，“俺答犯大同，指挥顾相等战死”；“九月，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隆庆（今北京延庆）”，“军民死者数万”。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五次进犯西部北部边境。

    兵临城下惊醒嘉靖

    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天，俺答召集蒙古各部约十余万人，沿潮河川南下抵达古北口。明军急忙调蓟镇兵力从正面堵截，而俺答分派精兵向西绕道黄榆沟等处拆边墙进入，前后夹击，明军大溃。俺答分兵四处，掠怀柔、围顺义，抵达通州，焚烧湖渠马房。

    八月十七日，北京城戒严。朝廷紧急调集河南、山东等地军队入援北京。

    八月二十一日，俺答大队人马抵达北京城下，分兵至西山、黄村、沙河、大小玉河等地掠物杀人，城外居民纷纷逃进城内，庆寿寺、海印寺的空地上聚满了难民，城内米价飞涨。

    皇帝连连传旨命军队出战，兵部尚书王汝夔向首辅严嵩请示御敌办法。严嵩说，若在塞外，打了败仗还能遮掩；如今在皇帝眼皮底下，打了败仗，皇帝怪罪下来谁来担责？再等等吧，他们抢够了自然会退走。于是王汝夔不敢主战，调来的各地援军也驻扎城外关闭营门作壁上观，“寇以此肆掠无所忌”（《明史·王汝夔传》）。

    俺答兵“焚掠三日夜”，收获过望。八月二十三日满载着抢来的物资，从容退出古北口。

    八月二十五日，京城解除戒严。朱厚熜开始“秋后算账”，他要“大行诛以惩后”，责成王汝夔等大臣“陈状引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写检讨。王汝夔害怕皇帝会杀他，便向严嵩求救。而严嵩也怕王汝夔招出实话、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便对王汝夔说：“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皇上杀你。”接着，被认为“不委身任事”的几位大臣遭到了严厉处罚，有的罚俸，有的杖责，有的削职为民。王汝夔被捕入诏狱。当皇帝下令将王汝夔斩首时，严嵩却不说话了。直到绑缚西市，王汝夔才知自己被严嵩出卖了。同王汝夔一起被杀头的，还有率领保定军入援京城的副都御史、巡抚杨守谦。

    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在庚戌，这一场危机遂被称为庚戌之变。

    亡羊补牢修筑外城

    庚戌之变过后，多个大臣建议修筑北京外城。

    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十九日，外城终于动工修建了。开工不到一个月，朱厚熜不知想起了什么，跟严嵩说：建外城这事当然好，但不能白费人力物力。城墙下面用土筑、上面砌砖，这能结实吗？围垣可以用土坚筑，城门必须包砖，上面建城楼才可承重。这样的话，一两年肯定完不了工。还有，听说西面地势低洼、土脉流沙，工程最难，怎么施工？这必须要事先考虑到。    

    严嵩把这意思向聂豹、陈圭、陆炳等人传达，他们琢磨：皇帝什么意思啊？几个人一合计，由严嵩回报，提出三种方案请皇帝定夺：一是“且做看”，不行再说；二是先筑南面，其他三面待财力充裕时再做；三是维持原方案，做完南面再做东面和北面，最后做西面。朱厚熜批准了第二方案：先筑南面，“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以闻”——以后再说。

    一年以后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二十七日，外城修建完工。新修的外城全部用夯土筑成，未建城门楼，也未筑月城。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腊月，工部尚书雷礼请“增缮重城”，完善规制：永定等七门添筑瓮城，东、西便门垛口加高，深浚外护城河。嘉靖同意了。之后，外城七门都建了城楼和瓮城。城楼为单檐，没有箭楼。

    （《北京晚报》5.30 宗春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