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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曾告诉学生阎崇年，历史不能光在书斋里研究，更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如今，90岁的阎崇年从事清史研究超过60年，他被更多普通人认识，是因为20年前，他初次登台央视《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就让收视率破了纪录。《清十二帝疑案》的讲稿后来汇编修订为《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20年来有了18个不同版本，重印约60次，名副其实的长销书。
近日，在一场题为“我与清史研究”的讲座中，阎崇年首次系统回顾了自己研究清史的历程。
1934年，阎崇年出生于山东蓬莱一个渔民家庭，15岁随父母举家搬迁到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以清史闻名，但阎崇年最初想研究的是先秦史。“当时历史系的杨钊教授，先秦讲得特别好，诸子百家的原话，成段成段地在课堂上背。我真佩服，也想学。于是找书，白天看晚上看，平常看周末看，看了3年，有了一些感想，就开始写一些小文章”。
自己写得到底怎么样，阎崇年心里没底，于是经人介绍，到干面胡同拜访刚调任中科院历史所的杨向奎。“见了面，杨先生特别客气，说写得很好，找个杂志发表一下吧。我当时想，年轻人发表论文那么难，我上哪儿发去，就回去了。”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杨向奎专门给阎崇年写了一封信，说先秦的考古发掘不在北京，你只能看二手资料，你应该研究清史。明清的宫廷档案、重要的古典文献，都在北京，而且当时研究清史的人很少，还是一块处女地。
“这些话对我刺激太大了。我当时一个月什么都没干，就在想，到底学什么。”阎崇年说，“年轻的朋友请记住，当你选择一个方向、确定一条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慎始善终。”29岁的阎崇年最终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了。从1963年至今，他专注清史研究。
然而，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总是比年轻人想象得要多。下定决心研究清史后，阎崇年最初以康熙为切入口，但始终感觉不得要领，“八旗制度怎么回事，爱新觉罗最初姓什么……都搞不清楚”。在迷茫中，阎崇年到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家中求教。
“白先生告诉我，树有根，水有源，研究历史一定要从它的根和源上入手。清朝历史的根和源，当然在关外。”阎崇年一下子豁然开朗，转到对清开国史的研究。198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努尔哈赤传》。这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努尔哈赤的著作。
其间还有件轶事。总是在方向问题走岔路的阎崇年，这回“学乖”了，在研究努尔哈赤前，先向白寿彝求教。“白先生忙，老不在家，就让我饭点去他家找他，师母给我盛饭，我每次就一边吃一边说。”得到白寿彝认可和鼓励后，从1963年到1973年，整整10年，阎崇年完全看原始资料，成就了这篇论文。而从论文到出书，又是10年。
20世纪80年代初，到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阎崇年，需要撰写与北京相关的论文。他结合自己对清朝开国史的积累，选定了袁崇焕作为研究对象。2023年，《阎崇年史学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就包含明史、清史、故宫史、北京史、满学五大领域的97篇论文，充分显示了阎崇年的“博与专”。
在阎崇年看来，做学问就像唱京剧：“梅兰芳先生讲过，学戏一开始会得少，后来多，最后又少，这就是精。做学问背后的要诀是追求‘约-博-通’。把一个小小的点掌握扎实，然后吸收大量材料，经过沉淀、积累，上升一个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华。”
阎崇年津津乐道80岁时第一次去布达拉宫的经历：“当时家人朋友都说不行，出事怎么办，但我铁了心，谁也拦不住。海拔3800米，我上去了，也不晕。当地的朋友见我状态不错，就说，既然来了，要不再去趟日喀则、阿里。我说不行，得见好就收，于是安安全全回到北京。”
“从中国最北的漠河，到最南的三沙市，从东边的日照到西边的霍尔果斯，我都去过，我还见过曾母暗沙。”见多了沿途风景，阎崇年发现，东北的满族是森林文化，并非草原文化，并于2018年出版《森林帝国》一书，用了25个证据来证明。这也是中外史学界第一次提出“森林文化”的概念。
阎崇年把对待事业的态度归纳为“敬、诚、淡、静”4个字。他把“敬”排在第一位，“敬就是爱，如果不用敬字对待自己的专业，就不能入其门”；第二是“诚”，历史要求真，而“诚”是求真的基础；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后是“静”，只有静，才能把一个领域做长久。他鼓励年轻人要静下心做事，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再笨也会做出一点成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阎崇年说，自己很幸运，90岁了仍然生活自理，尽管体力不比年轻时，但一周仍工作7天，“我还是尽我的力量，学者就像蜜蜂采了花粉，酿成蜜献给人间”。他希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中国青年报》5.10 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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