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之城

    ■[法] 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著名作家，曾获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写作，她还是一个初高中的语文老师。她的风格大多数都是自传性质的，她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写作主题：写我知道的现实，写我已经经历过的一切。下文是她对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以及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回忆。

    圣米歇尔寄宿学校当时位于伊沃托市中心，它今天仍然在那里。家和学校之间，我每日要走四次，从六岁一直到十八岁。

    那仅仅是学校而已，一个其他的世界，封闭的世界，与我的家庭空间截然相反。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一所天主教学校，宗教教育和祈祷在那里占据了在今天难以想象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它还被很多人视为“富人学校”,这一评价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有失公允的：尤其是小学阶段，学生中有很多工人子弟。但富人的孩子，那些人们称之为“好家庭出身的孩子”,即便资质平平，也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这个与我的家庭格格不入的求学环境为我打开了知识、抽象思维和书面语的大门。它赋予了我以精准的方式描述事物，褪去语言中方言的残留，以“正确”的、合法的法语进行书写的能力。

    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四年级的班上，就在法语作文课开始之前，大家闹哄哄地各自入座的时候。当时好像语文老师雪尔菲丝小姐还没有来。一个我不太熟的学生让娜·D——她的父母很有派头，开着城里唯一的一家眼镜店——向着人群叫起来：“臭死了，漂白剂！”接着她又叫道：“是谁一股子漂白剂味儿？我受不了漂白剂的气味！”我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把双手藏到了书桌底下，也许藏到了上衣口袋里。我羞愧得要死，唯恐被周围的某个人指认出来。

    因为那个散发漂白剂气味的人就是我。当时，我真希望时间倒流半小时回到家中的厨房间里。吃完饭后，和往常一样，我在放置于碗柜上用于盥洗的水盆里洗了手——家里没有自来水——一点儿也没有因为漂白剂的味道而感到局促，但这次，漂白剂的味道被别人闻见了。

    在那之前，“消毒水”的气味——在家里我们是这么叫的，而不是“漂白剂”——意味着干净卫生，那是妈妈外套的气味，床单的气味，洗刷过的地砖的气味，便桶的气味，一种人畜无害的气味。但在那一刻，四年级的我深深地明白了，它是一种社会气味，是让娜·D家女佣的气味，是属于“平凡”阶层的象征，也就是说下层社会。    

    在那一刻，我恨让娜·D。我更恨我自己。并不是恨自己没有胆量承认那是我：我恨自己在水盆里洗了手，恨自己对让娜所属阶层的好恶一无所知。我恨自己为她提供了暗地里羞辱我的理由。我发了誓，再也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以后会对这个气味倍加小心。总而言之，我刚刚与用漂白剂洗手的那几代人脱离了关系。

    亏得母亲和她本人对阅读的喜爱，我才有可能并且得以在初识文字之时就展开广泛阅读，除了大众认知中那些诲淫诲盗的书。这些“不得染指”的书被她藏起来，远离我的接触范围——但其实藏得并不好。就这样，十二岁的时候，掩藏在咖啡盒子之间的莫泊桑的小说《一生》深深地打动了我。但在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我获得准许可以读《乱世佳人》以及女性报纸和《巴黎-诺曼底日报》上的连载小说。    

    我读得如痴如醉——那是弗兰克·斯劳特、克朗宁和伊丽莎白·巴比尔等人的医学小说时代。当然，还有“绿色图书馆丛书”,那是世界文学名著的改编版，杰克·伦敦、乔治·桑、夏洛特·勃朗特等等。市中心有两类商店对我来说勾起的是对于欲望和愉悦的回忆：甜品店和与之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书店。有两家书店，布盖书店和德拉马尔书店，后者的“门廊”下由于安了台电视机而总是有很多人流连，电视在当时可是新鲜玩意，人们在那儿可以边躲雨边看电视。

    那时候，我缺书看，我们缺书看。虽然有市立图书馆，但它只在周日上午开放，其运行方式非常精英主义，读者若非属于有教养的群体，则足以被浇灭一切对于文化的渴望。必须一上来就说：“我想借某某书。”这确实不错，但尽管对文化求之若渴，我们却并不一定知道自己会喜欢什么。我们需要信息告知。

    总之，我在伊沃托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一段持续的对阅读的向往，不但向往着经典文学，也向往着当代文学，所以那也是一段上下求索的时光，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在当时还很昂贵的图书。那也是一场对于要读什么的求索，因为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我懂得“全则无益”。拉鲁斯出版社的“小经典文库”在我的文学启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失落，因为这套书都是些作品节选。就这样，我在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了《巴黎圣母院》,那简直是一场受难，因为全书有四分之三篇幅是缺失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女孩、女性，出生于没有文化的普通家庭，写作是我不能培养的志向。我被信念推动着，认为这首先事关渴望和决心。二十到二十三岁之间，我写了些诗歌、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我将这部长篇寄给了瑟伊出版社，然后被拒绝了，如今我可以说他们是正确的。

    这部我写于二十二岁时的小说与我的记忆毫无关系，它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东西，但是野心勃勃。当时并且在那之后很多年，我实际上抹去了我童年和青春的全部记忆，先是在思想角度，然后在地理角度远离了我的家庭和诺曼底。我只接受了一份遗产，那是中小学、大学和文学给予我的遗产。

    （《我的青春之城》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