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鲜活的记忆

    ■蒋雯丽

    我的姥爷1886年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今徐州市铜山区）。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即今天的京沪铁路线）通车后，姥爷作为火车司机，跟着工业革命的新兴产物火车，来到了因为铺设津浦铁路而建的城市蚌埠。    

    姥爷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妈妈是最小的一个。那个时候的结核病，比今天的癌症还要可怕，只要得了，必死无疑。妈妈前面的哥哥姐姐都先后死于结核病，大姐去世时17岁，哥哥才16岁。    

    姥爷在五十多岁时没了儿子，真是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中年丧子。从不抽烟的姥爷，因为女儿的去世开始抽烟。到了儿子去世后，他开始抽大烟。心里的痛，只有在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姥爷难过得都不想活了，可是回到家里，看到四个孩子里唯一留下来的只有六七岁大的我的妈妈，他又不得不活下去。    

    我没见过姥姥。听说是因为她唯一的儿子生病时，她盼望他早点儿康复而多给他服了两片德国的阿司匹林，加速了儿子的死亡，此后被伤心欲绝的姥爷赶出了家门。这是妈妈最不愿意提的事，也使妈妈经常感叹：女人啊，不能依靠男人，要自强自立。

    姥爷年轻时就爱养鱼养花，我们家也因此得一美誉：唐家花园。    

    据说舅舅在世时，曾被土匪绑票，土匪以为有花园的人家一定很有钱。不承想姥爷还真没钱，挣的工资，除了吃，全都用在买花上了。姥爷人缘好，平时对人慷慨大方，遇难时大家都来帮忙。东拼西凑了一些钱，把舅舅赎回来，改了个名字叫“复生”，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    

    姥爷在姥姥之后又娶了一个太太，就是想再生个儿子，最后被算命的确认他“命中无子”，也就放弃了，从此全心全意地爱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我的妈妈。    

    妈妈二十多岁时也得了“家族病”肺结核。可真是把姥爷吓坏了。好在那时，抗结核特效药链霉素已经问世，妈妈才得以保住了性命。    

    我的妈妈，婚后六年里，生了三个女儿。要上班，又要给我喂奶。去上班时，她就用宽布条把我绑在身上，一手拎着奶瓶、尿布和上班用品，一手打着伞，怕我被晒着或被淋着。    

    铁路局是个庞大的系统，医院、学校、幼儿园、哺乳室全都有。妈妈把我送到哺乳室，吃的、用的一起交给阿姨，然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跑来给我喂奶。哺乳室里的孩子都爱哭，永远地嗷嗷待哺。听说我喜欢瞪着眼睛，看树影婆娑，路过的阿姨们都纷纷抢着来抱我。    

    一位说上海话的周阿姨，见到妈妈就说：“小丽丽跟别的孩子不同啊，她不哭，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叶。”周阿姨可不知道，妈妈后来把我送到幼儿园，别的孩子哭两天就适应了，我一哭就是一个礼拜，而且是从早哭到晚。

    我在幼儿园里不停歇地哭了一个礼拜以后，园长让妈妈赶紧想个办法，说别哭坏了孩子的身体，不行就接回家去吧。远在新疆的爸爸此刻帮不了妈妈，爷爷奶奶那边已有我的两个姐姐需要照顾，妈妈只能跟姥爷商量。

    第二天，姥爷二话没说就来到幼儿园，把我接回了家。八十岁高龄的姥爷从此担当起了照顾我的职责，我也成了姥爷的小尾巴。姥爷个子不高，偏瘦，象征性地拄个拐杖在前面走；我个子也不高，麻秆一样瘦，晃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    

    我们一前一后去买菜，姥爷提起菜篮子，忘了拐杖，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我们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我扛着渔网，红色的鱼虫让我们俩都欣喜若狂，捞完就赶紧跑回家把鱼虫放到鱼缸里，然后看着鱼儿张开大嘴狂吃。    

    我们一起去领工资，那是我每个月最盼望的日子。到了窗口，姥爷把我举起来，我递上私章，领来姥爷每月三十二元八角的工资。然后，我们直奔糖果店，这一次，我在前，姥爷在后。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糖果店的售货员，每天能看到、摸到那么多的糖果和点心，不吃都高兴。    

    妈妈是铁路局报务员，三班倒：白班、中班、夜班。平时还有政治学习，不在家是常有的事。儿时的记忆里，妈妈只有生病的时候是在家的。 

    妈妈有神经性偏头痛的毛病，每个月发作一次，每次请三天病假，卧床休息。而那三天里，我不敢大声吵闹，不敢蹦蹦跳跳，因为生病的妈妈需要安静。我只能从门缝里看看躺在床上的妈妈，如果妈妈看到我，会叫我进去，帮她捶捶头。我的小拳头一下一下地落在妈妈的头上，敲一会儿，小胳膊就酸了。妈妈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不住地夸奖我“捶得真好”“真舒服”“小女儿真懂事”，弄得本来想出去玩儿的我，听了这话都不好意思走了。

    如果妈妈不在家，那可就是我的天下了。姥爷的大床是我的舞台，蚊帐是舞台上的帷幕。我把花花绿绿的床单围在身上，枕巾裹在头上，扮成画报上古代女人的样子，羞涩地打开蚊帐报幕：“第一个节目：舞蹈《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又充当场务人员，自己把蚊帐打开。我还是唯一的演员，从床边入场，开始自唱自跳，无比陶醉。

    写字台是我的小卖部，想象中的糖果和点心分散在各个抽屉里，想象中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来买东西。我把纸撕成大小不一的小条，当成不同面值的钱，在铅笔上拴根小绳当秤。    

    我的服务态度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最好的。我像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一样，自买自卖地吆喝着：“您要二两酒？好的，给您，您给我三毛钱，我找您四分。”“小朋友，你要什么？”“阿姨，这是您要的肥皂，五毛钱一块。”    

    我卖的货品中有糖果、点心、酱油、醋、牙膏、毛巾、铅笔、橡皮……小卖部里可能存在的一切商品，在我这个虚拟的商店里都有。此时的姥爷在他的花草世界里，我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我们都自得其乐。 

    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姥爷，我们天上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