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孙玉石最让陈平原、钱理群这些老友们感慨甚至震撼的，是他越到晚年越强烈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精神。

    孙玉石是北大中文系55级毕业生，这或许是最独特、也再难复制的一届。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大学语言文学泰斗云集于此，难以胜数。这一届也曾以学生们自己突击编出来的《中国文学史》教材闻名全国，谢冕和孙玉石等六位学生还写了一部中国新诗简史，指点江山，臧否文学史人物。而这些人物，很多正是他们的师长。

    孙玉石坦承，这些意外的写作经历以“错误行动与别人痛苦的代价”换来了他个人的“收获”：训练了他的文学史研究能力。同时，这似乎也成了他一生中从未放下的沉重思考，他总是不断回到这个母题。

    2024年1月13日，88岁的孙玉石在北京病逝。

    “我要把自己的号角含在嘴里”

    孙玉石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时，正赶上55级毕业30周年。他将林庚为他题写的一枚色纸选作了班级通讯录封面，那是一幅苍劲而潇洒的毛笔字：“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这诗一般的语言，唤起了孙玉石许多美好的回忆。

    他们的授课老师名录开列出来，就是一张长长的中国语言文学大师名单。孙玉石觉得，那是北大中文系最辉煌的时代。他们进大学时正赶上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号召“向科学进军”，学习风气浓厚。“跑教室”，就是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孙玉石记得，开学第一堂课是高名凯讲的“语言学概论”，上课地点在外文楼103。高名凯穿着西装，夹个大皮包，这气派把他们都震住了。他浓重的福建口音，讲的是什么“语言是人类的交通工具”，什么契科巴瓦、马尔，好多内容孙玉石都没听懂。在兴奋又朦胧的感觉中，下课铃响了。

    下一堂课是周祖谟的“现代汉语”，在地学楼阶梯教室。一间教室在西北，一间在最东边，是个大吊角，中间只有20分钟课间操时间。当时几乎没人有自行车，为了尽快赶过去占个好座，办法只有一个：跑。大家背着书包，三两一伙，一路疯跑。他们往东跑，又有同学往西跑，个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近两年时间，他们就是这样跑过来的，大家都觉得跑得值。

    林庚讲唐诗，在文史楼107。他身材高大瘦削，常穿一身浅色西装。在他的讲述中，孙玉石真的感受到一种“盛唐气象”和“亭亭玉立”的诗人风采。他讲《楚辞》“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讲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讲曹植的“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这种诗意之美成为了孙玉石心中的白月光，课余经常躲在文史楼阶梯教室一个角落里悄悄写诗。

    1957年春，孙玉石模仿林庚的诗，写了一些格律体现代四行诗，从中挑出十首，题为《露珠集》，偷偷投给校园刊物《红楼》，没想到竟被刊登出来。其中一首写道：我爱听也爱唱美丽的歌曲，但我却久久吹着别人的芦笛。是时候了，如今我已经长大，我要把自己的号角含在嘴里。

    王门大弟子

    1960年夏，55级毕业了（北大从这届起学制改为五年）。孙玉石被分配留校，读现代文学研究生，师从王瑶。1961年2月，孙玉石和其他几位研究生一起到王瑶家里见导师。王瑶极为严肃，不苟言笑，给学生开了十几位作家的必读书目，要求随时写读书笔记和读书报告，按期交他检查。王瑶还告诉他们，做学问要像打井一样，要一直到打出水来为止，不能像种树刨坑，花了许多时间刨了很多坑，但都很浅，没有一点水流出来。孙玉石一直记着这些话。

    王瑶指定阅读的第一个作家是鲁迅。一次孙玉石交了《呐喊》《彷徨》札记，王瑶很不满意，批评得颇为不客气。几位研究生没少挨训，每次去见他都战战兢兢。孙玉石按照王瑶要求通读了《鲁迅全集》。读完他的感觉是，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意，对于新诗运动也有许多真知灼见。孙玉石写了万余字读书报告交给王瑶，王瑶看后直接送交《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文章很快发表，这是孙玉石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他跨进鲁迅研究领域的第一步，他由此对鲁迅产生了一种特殊感情。

    “走近历史”

    1977年，孙玉石调入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课。那时“二教”大阶梯教室总是坐满二百多人，有刚高中毕业的苏牧，有已是著名作家的陈建功，还有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等。他开始重新审视新诗复杂多样的历史，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现代诗歌流派”课程。他觉得，这是“借着走近历史，对自己曾经的错误的一种忏悔和自赎”。

    1979年秋，《鲁迅研究》筹办，约他写稿。他写了《〈野草〉的艺术探源》，发表在该刊第一期。稍后，他因全身神经痛到小汤山疗养院休养。在那里，他注意到《野草》独特的艺术手法。

    如《颓败线的颤动》写梦境：一个母亲年轻时，用出卖自己青春所得养大了幼女，然而得到的却是家人的怨恨和申斥，连不懂事的小孩也拿着枯干的芦苇叶向她喊着：“杀！杀！”母亲极端痛苦之下，赤身裸体走向了旷野。

    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这写出了下层劳动妇女的痛苦，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之作。

    后来孙玉石找到一则材料，《语丝》撰稿人章衣萍1925年写到，鲁迅亲自对他讲过：“我的哲学都包含在我的《野草》里了。”鲁迅还说，读者大都“看不懂”。这些坚定了孙玉石的信念：现代性意识、世界的眼光和开放的襟怀是鲁迅与五四新文学固有的精神品格，鲁迅正是国民灵魂的诗化代表。

    2003年，孙玉石退休。他最大的愿望是独自编写一部新诗史，自己以往做的许多事都是为这部诗史做准备。可惜，这个心愿一直未能了却。

    他最喜欢戴望舒的诗句“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曾将之用作自己17卷文集中一本的书名。学生们都对他当年讲授的这首《我思想》印象深刻：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7期 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