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桃花开满坛香

    又是早春花开时。

    一般人都知道，迎春、连翘开花最早，桃花、杏花、梨花、海棠、丁香、玉兰紧随其后。其实，还有一种花，叫山桃花，到阴历二月阳历三月，也会灿然开放。这山桃花不要理解成开在山上的蔷薇科李属的那种桃树的花，而是叠珠树科伯乐树属植物开出的花。

    伯乐树是古老的残遗种，被誉为“植物中的龙凤”。几年前的初春，一位朋友在北京植物园领我到了几株特意栽种的伯乐树前，那时候山桃花含苞待放，其花苞以总状花序排列于枝顶，色泽淡雅，形态可人。在伯乐树前，我伫立良久，不由得联想到文学界伯乐冯牧。

    我第一次见到冯牧，是在1978年8月，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社在日坛附近借了全国总工会的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关于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座谈会，那次到会的文坛前辈很多，其中就有冯牧。他们都发言肯定这篇作品，给予我极大的鼓励。我对冯牧心仪已久，早就听说，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担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时，扶植、提携、指点了一批青年作家，那时他就是文坛的一大伯乐。还有一个私密的原因，就是我姐姐的一个闺蜜，她母亲1978年在垂杨柳一对文化人夫妇家当保姆，是哪对文化人夫妇呢？其中男主人叫朱丹，是位画家，冯牧跟他前后脚投奔延安；女主人叫李纳，云南人，是位女作家，代表作有《明净的水》，文笔清丽隽永，冯牧在昆明任职时，他们就是好朋友。有天冯牧到老朋友家做客，那位保姆是有些文化的，一边干活，一边听到他们交谈，说是那天从下午到晚上，他们总提到刘心武，还有什么《班主任》，很是兴奋。保姆把所闻告知了姐姐闺蜜，辗转使我知道原来冯牧私下里那样看重我的一篇小说。这就让我萌生了去拜望冯牧的想法。

    那时，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后恢复为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我找到冯牧在东城黄图岗胡同的居所，他很亲切地接待我，让我坐椅子上，他自己就坐在床上。没有客套，我们很随便地聊起来。那时候评论界因为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伤痕》，刚出现了对自《班主任》之后陆续出现的一批作品的归纳性标签：伤痕文学。冯牧说这个标签拦也拦不住，但其实并不准确。他说《班主任》把小说里的中学命名为光明中学，文章揭示了“文革”给青少年造成的心灵伤害，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但小说里没有一滴眼泪，整体调式是前瞻性的，特别是结尾，令人振奋，充满希望。我说中国的鲁迅，法国的罗曼·罗兰，对我影响最大。鲁迅的《明天》里的单四嫂，她的生活与命运是暗淡的，其实看不到明天，但小说结尾仍寄托于在时间推移中，暗夜终将奔走为有亮度的明天。不待我道出罗曼·罗兰的那句激励心灵的名言，冯牧先随口吟出：“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冯牧的肯定与鼓励虽多，对我的批评也不算少。他对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没有讲完的课》和发表在《鸭绿江》上的《面对着祖国大地》的批评非常严厉，认为前者勉强及格，后者则在及格线下。他严肃地对我说：“问题是：乏味！退一万步，即使主题先行，也不能这样敷衍成篇。鲁迅的《药》比起《伤逝》，主题过于鲜明，最后在烈士坟上还增添花圈，但是终究还是有浓郁的文学味道，当然，我个人觉得，《伤逝》更有味道，是一种品不尽的味道……”那次交谈后，接连好几天，我都在咀嚼这种“味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学元素？

    记得冯牧跟我说，195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苏联拍摄了根据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改编的电影，一共四集，又拍摄了根据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改编的电影，一共三集：《两姊妹》《1918年》《阴暗的早晨》，后来我们都译制了。我说我都看过，他提醒我，要注意《两姊妹》，故事的背景，是“十月革命”前后，他让我回忆电影里的情景，他认为拍摄得很真实，那个时期俄国的文艺界，其实就整个欧洲而言，在现代派的兴盛上，是领先的，绘画上的抽象发挥到极致形成所谓未来主义，戏剧上的表现主义流派大行其道，文学上，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特别是《穿裤子的云》，都彻底颠覆着传统，不要以为是右翼、反革命才搞现代派，其实左翼、激进的革命派，有的搞得更加昏天黑地。至于阿尔志跋绥夫，他接近现代派，但还不是典型的现代派，他是颓废主义，《工人绥惠略夫》里的那个大学生绥惠略夫，自愿去当工人，要为工人谋福利，投入革命，结果却发现某些工人出卖他，令他对革命绝望，因此他用滥杀民众泄愤。

    冯牧关注、培养、指导、点拨的后辈作家很多。他搬到木樨地以后，接待条件大为改善，去拜访的人士也就更多更频繁。有次我去拜访，一位衣着朴素短发素颜的年轻女士正在告辞，后来知道，是如今颇受观众欢迎的程派青衣张火丁。作为伯乐，冯牧相中并付出助力的千里马，不止限于文学界，他是程派艺术的专家，也遇到过他与青年画家、电影导演、演员和曲艺界新秀一起论艺的情景。他在昆明军区时培养出来、比我这茬要大一轮的作家，自然更是常客。有时赶上饭点，他会热情邀请来客一起吃便饭，还会拿来葡萄酒，与大家共享。

    后来我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1986年经王蒙推荐动员，调到中国作协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那以后我抽不出时间去拜望冯牧，但我们经常通电话，他在电话里对我的工作和写作，都有及时的提醒与点拨。非常遗憾的是，我曾与许多作家合影，却始终没有留下一张与冯牧二人同框的照片。

    山桃花盛开，馨香满溢文坛，不止是冯牧的伯乐精神，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他的多才多艺（他是京剧程派艺术专家、擅书法篆刻），他心地的善良纯净，他的诲人不倦，他的平等待人，他坚持原则又有弹性，他忍辱负重又有韧性，他的文雅，他的宽厚，他的情趣，他发言和行文中的那些独特而流畅的长句子，他那托腮的美感，他那迷人的微笑，他那磁性的嗓音……应该被记载，被赞颂。

    （《文汇报》3.15 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