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糖街的忧与喜

    比天下父母和民政部门更操心男女婚事的，南昌市子固路喜糖街的老板们要算一类。

    而王明秀同时符合以上两种身份。她经营喜糖店多年，过去就是靠一颗一颗糖果，付清了两套婚房的首付。只是两个儿子，一个32岁，一个34岁，眼下都没结婚。她撑直了胳膊，手掌竖立，摆出终结话题的姿势：“一催婚，就是这样——‘好了好了，别说了’。”

    催婚无望，她便盼着店里的生意能好。若说这是门大生意，其实利润微薄，买卖双方揪着小数点砍价，从2.6元到2.5元，也要费尽口舌地谈。若说是小生意，却勾连着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人际网络，每单喜糖的成交额往往在1000元以上。家家谨小慎微，选了又选，不好因为一颗糖失了面子。

    别小看了一粒喜糖

    20世纪90年代，子固路最多的时候聚集了二十几家喜糖店。南昌的家庭在这个时期饱尝甜头，风靡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软糯香甜，以至于喜糖店的招牌至今都写着“上海糖果”。南方喜铺文化盛行，《中国糖果》杂志提到，尤其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等南方地区，占据全国将近80%的喜糖市场份额。不论嫁娶、生子，还是乔迁、升学、参军、办寿，南昌人都要包喜糖。

    这是一个新生蓬勃的市场，小老板们不愿束缚一点手脚。他们的店面狭小而糖果繁多，于是把糖摆到门口，甚至摆上马路去卖，人车穿行，挤得熙熙攘攘，夜幕降临才收摊。

    16岁的蒋以刚从一个渔村来到南昌，卖力做油漆工，一天吃得下20多个包子。有人看他做事老实，手脚麻利，请他帮忙照看自家喜糖店的生意。蒋以刚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不懂什么是做生意，只懂卖力气。搬糖运货，他几分钟就能搞定二三十箱，就这样入行。直至8年后老店主退休，2001年，他盘下店面自己经营。

    这门生意确实需要空间——没有人能独自做得了一粒喜糖的主。来店里的，大多都拖家带口，三番五次地看。公婆挑了，又喊孩子来看，看完又叫亲家母。到了旺季，3笔生意就能站满一个店。

    后来，城市建设也需要更好的空间。2017年左右，子固路的部分建筑被列入拆迁规划中。喜糖街关的关，搬的搬，规模不再。“原来这条街人流量好大。”一位店主回忆。后来，子固路上的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搬迁至红谷滩新区，往来办事的市民少了，老街更显落寞。

    幸而消费的记忆仍在。店主徐国胜瞅准时机，盘下了子固路中段的头一家店面，成了第一家“复活”过来的喜糖店。当年年末，店里日营业额最高8万元。他把妻子、女儿、女婿和两位外地的亲家都叫来帮忙。晚上收拾卫生，一扫地，垃圾堆里都藏着钱。

    蒋以刚后来也在附近租了店面，重新把生意做起来。邻近有几家服装店、药店，陆陆续续，也跟着改了行卖喜糖，加起来不过10余家。现在，店面从10平方米扩展到三四十平方米，老板们也还是觉得小，不开阔，总怕人看不全。

    喜糖街要经得住等待

    喜糖店没有假期可言。蒋以刚夫妇十几年没踏出过江西省，办过护照，但也放过期了。今年年前，婚宴喜事一场赶着一场，店里忙到除夕才关门。按说正月里还会有陆续的喜事，他大年初二就开张，但眼见月底，也没做成几单生意。

    喜事是急不得的。这门生意一向是做半年，休半年。春节一过，要等到4月才忙起来，迎接“五一”的结婚高峰期，之后又缓下来，直到8月的升学宴、“十一”的结婚高峰之后，再回落下来。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我国结婚人数已经连续9年下降。“哪有那么好谈的婚事？自己家的小孩都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店主王明秀抱怨。愿意结婚的，会不会来店里买糖，又是另一回事。“什么东西网上都有。”蒋以刚说，“就卖我的进价，我怎么做？”

    网购喜糖质量参差不齐，但价格低、产品更新快，店里卖什么糖，也得跟着网上的流行走。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分享的购买攻略细致入微，连喜糖盒的组装难易程度都能给出排序，精打细算的年轻人比价、比货，自然更青睐网购。即使来了店里的，也拿着手机一边查，一边和店主谈价格。

    生意来了，也需要等。一个人来看的，拿不定主意，不会买；太多人来看的，主意太多，也难买成。来店里的，和睦的也有，赌气的也有，吵了架哭哭啼啼跑出去的也有。老板们需要察言观色的本事，他们一贯热情迎客，却不会聊得过深，尤其避讳谈彩礼：“万一人家本身谈得不合，你惹得不高兴，走了，还怎么做生意？”

    如果谈得好，就算是积累了一个客源。婚宴之后，满月酒、升学宴、乔迁宴的喜糖，也会在同一家买。这给生意增添了一些人情，却也不至于到“见证人生”的分量——等待会让人遗忘。喜糖店和回头客之间的情谊是松散的，不像餐馆，客人今天吃了，后天还来吃；也不如服装店，春天买了，夏天又要买。从一场婚宴到满月酒，至少要隔上一年，再见面时，顾客认得老板，而老板多半只能假装热络了。

    藏在喜糖盒里的变化

    如果一个南昌家庭的三代人在不同时期结婚，他们的喜糖盒大约如下：最早，是一份红色塑料袋，内含28颗水果硬糖和两根喜烟。接下来，简易纸盒登场，其中的20颗糖口味各异：大白兔奶糖、棉花糖、花生酥糖、软糖……另附一盒普通喜烟。现在，一个精致的皮质手提盒里，只装8颗糖，包括进口巧克力、棒棒糖、气泡糖和独立包装的大枣等，喜烟是中华牌。

    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变化，是糖的数量持续减少，烟的价格持续上提。如果这个家庭在未来收到一份喜事的伴手礼，甚至可能一颗糖也看不到。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1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食糖消费量逐年减少。蒋以刚记得，10年前，过年卖糖，几乎人人都买10来斤。现在，一家人买一两斤糖，都吃不完。

    越来越多人把进口糖果，尤其巧克力，看作一份喜糖的品质宣言——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大白兔奶糖一样。当一对新人计划购买喜糖，他们进店的第一件事是挑选礼盒的款式，其次是选择巧克力，最后才是选糖。糖的使命是满足中国人对一桩喜事的希冀。包装和意义，比糖果本身更重要。

    婚嫁喜糖的寓意大多与生育有关：棉花糖代表“子孙绵延”；酥糖和牛轧糖含有花生成分，和大枣一样，寓意“早生贵子”；棒棒糖是“带把儿”的，寓意生男孩；包装上如果是一男一女，寓意“儿女双全”；乔迁的喜糖盒里则有糕饼，寓意“步步高”；也有人会放梅子，寓意“扬眉吐气”。

    一粒糖能见民生百态。店主徐国胜包过最贵的喜糖，光盒子就15元；最便宜的一份，糖和盒总共1.8元。有人只放巧克力；有人好面子，也有人更在意自己：“又不是我吃，随便买点就行。”有人只要进口品牌；有人支持国货，包装上带外文的一律不要，尤其日本核废水排海期间，海盐口味的糖也不要。

    有人要选白色的喜糖盒，徐国胜问：“喜事用白色不好吧？”年轻人回答：“白色好啊，纯洁。”徐国胜下次进货，就进一些回来摆着。

    婚事的主导权变迁，两辈人有时争吵不休，徐国胜很少插嘴。如果对方要，就帮人家装起来；如果不要，他就坐下来烤火。他66岁了，穿着一身潮牌守在店里，鸭舌帽底下的眉须已经很长了。

    也常有老人来喜糖街。他们总念着一个品类，挨家挨户地问：“有薄荷糖吗？”“有牛轧糖吗？”还有一个从上海来的老知青，要找自己年轻时吃过的一种椰子糖，据说口味浓郁，那时风靡了她的家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糖吃。做喜糖生意30年，徐国胜得到的经验很简单。

    （《中国青年报》3.13 杜佳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