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母亲及《母亲》

    丁玲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在“五四”时代，丁玲以书写人的觉醒、女性的觉醒一举成名。值得注意的是，她一直敏锐捕捉社会风云激荡，时刻关注女性的独立自主，将之放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阔视野中。

    1936年，丁玲逃离国民党的囚禁，经长途跋涉来到陕北保安，是第一个抵达中共中央苏区的知名作家，因此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为之写下《临江仙》词，其中“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一句尤为脍炙人口。

    丁玲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都是湖南地方上的望族。她的父亲蒋保黔早逝，母亲余曼贞不顾世俗眼光奋起求学，演绎了一部人生传奇。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便以对自己影响至深的母亲为原型，女主人公“曼贞”更是直接与丁母同名。

    世家大族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临澧县。她在成年后，受“五四运动”的“废姓”风潮影响改名易姓。丁玲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都是常德闻名的大家族。

    丁玲父亲蒋保黔所在的“安福蒋家”（临澧旧称“安福”）源远流长，尤其令人瞩目。明朝初年，蒋家先祖蒋官一因平定苗疆立功，安家于湘黔交界处，此后子孙繁衍。

    蒋家富甲一方因为广有田产房屋商铺等，但更重要的是众多子弟读书应试、官宦辈出，保证着家族的荣光延续。且不说安福县每年在正额之外特意给蒋家留出两个秀才名额，丁玲的几位近祖都是科场幸运儿，考取高阶功名出任重要官职。她的曾祖父蒋徵瑞考中进士，以二品官衔督办财赋。祖父蒋定礼考取拔贡，官至知府。到了父亲蒋保黔这一代遭遇科举被废，丧失原先的进身之阶，这个大家族终于难以为继、走向破落。

    丁母余曼贞的家族虽不如蒋氏煊赫，却也是诗礼传家的门第。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多年开馆教学，门生众多。后来即使担任云南知府、官从四品，生活上还是尽量简朴。这样的家庭氛围，为丁母的中年奋进打下了底子：“我母亲幼年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她的姊姊们学习画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小说，对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有了一点突破，为她后来进学校，在教育界奋斗十余年，以及熬过长时期的贫困孤寡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独立女性

    丁母余曼贞人生前三十年的“繁华梦”，由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两部分构成，即便“繁华”种种，毕竟只有士绅女眷的从属身份。丈夫去世后，她“意外”进入女学堂读书，逐步成为教师、校长以及常德妇女运动的领袖。余曼贞的经历是一个传统闺秀的脱胎换骨，不仅激励丁玲的成长，也为她后来写《母亲》提供了充足的灵感与素材。

    1907年蒋保黔逝世，生前留下不少债务，债主纷纷赶上门来。蒋氏家族的叔伯兄弟轻慢寡妇孤女，颇有侵占财产之势。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丧夫之痛的当口，余曼贞突然又接到自己母亲去世的噩耗。一连串的打击让她难以承受，甚至产生一死了之的念头。只是顾虑还有身孕，余曼贞有了一番打算：“如若解怀是女，决相从于地下。人生太无味了，惟怜此女（指丁玲——引者注）太作孽了。……以前曾面嘱三姊，说我愿意将此女与弟作媳，情关手足，望善待之。”她还是没能摆脱旧观念，认为生下男丁才有活下去的意义。余曼贞在绝望中，还安排丁玲“与弟作媳”，做了一桩包办婚姻。

    余曼贞予以重托的“弟”即丁玲的三舅余笠云。他自小精明强干，从日本学成归来，在家乡兴办新学、慈善事业等，成了地方上的名流。余曼贞获得新式教育的机会，也很大程度上有赖余笠云的引导促成。他筹办常德女子师范学堂期间，给服丧中的余曼贞写信说明招收女学生的情况，令她大为振奋：“我何不投考，与环境奋斗？自觉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之光明。决定将一切难关打破。”

    后来，余曼贞带着丁玲与刚出生的幼子返回故里，经过一番苦读、补习，如愿考入常德女子师范。余曼贞获得“女学生”身份，从而打开新天地，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她与同学向警予、蒋毅仁等互帮互助、友情融融，结拜为七姐妹。

    写不完的母亲

    丁玲从小把母亲视为偶像，写一部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以余曼贞为原型的《母亲》几经曲折，最终没有写完。丁玲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遭遇绑架、囚禁、斟酌、顾虑……贯穿着几十年的人生岁月。按她最初的想法，《母亲》全篇约30万字左右，分为三部分，目前存世的却只有第一部以及一些残稿文字。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成名。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袒露五四先锋女性的隐秘内心，其大胆、狂狷的气势如同给文坛投下一颗炸弹，震惊了众多读者和评论者。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丁玲反复书写“莎菲模式”，自我感觉进入了瓶颈期。丈夫胡也频牺牲后，她的政治观念迅速发生变化，文学方面更产生了创新的冲动。

    《母亲》是丁玲在个人经验与情感基础上观察并剖析社会现实的产物。1931年，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旋即惨遭杀害。丁玲强忍悲痛，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祖麟送回家乡，与母亲同住了几天。这期间她佯装无事，听余曼贞讲了不少家族里的新故事，目睹了小城的变化。书写母亲及其家族的念头，在她心里萌发了。1931年5月，丁玲在光华大学演讲时提到将来的写作计划：“我曾回家一次，为了我的创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详详细细弄个明白。”

    不久恰逢《大陆新闻》编辑楼适夷约稿，期待她写些现实主义题材。趁着这个机缘，丁玲决意放弃以往“很吃力的大段大段地描写”，以“朴实与浅明一点”的方式进行创作。1932年，她以每天千字速度，开始在《大陆新闻》连载《母亲》。

    《母亲》没有写完有不可控制的客观因素，最主要的还是丁玲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从旧家庭中走出的“新人”被新的社会潮流吸引，无暇细细追述往事：“我写的时候，没有写完，后来新的生活压上来了，该写新的东西了，就老放在那里了。”《母亲》的墨迹新旧不一，以追忆旧家族的第一部与思想焕新的残稿见证着作家主体及其时代的变化。

    （《光明日报》3.8 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