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政治的变革时代

    ■张锐

    能源在过往多数时候是“稀缺品”的代名词。国际社会多次出现“石油峰值论”，人们普遍担心一旦石油峰值来临，必将引起供给短缺、价格高涨，导致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一系列危机，大国冲突在所难免。

    然而，在过去十余年，两个能源领域的技术飞跃，直接改变了能源的“稀缺品”设定。一是清洁能源技术的成熟与突破，人们开始相信除了已经扛起重担的水电外，太阳能、风能能够以可承担的成本成为能源体系的“中流砥柱”，世界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可以得到大幅缓解。二是美国推动的页岩革命彻底改变全球油气供应格局。随着页岩油气的大规模开发，美国迅速从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国转变为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

    能源正在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视为一种充沛物。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尽管多数欧洲国家高度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化石能源，但依然坚定选择“与俄能源脱钩”的战略目标，不惜承担能源短缺加剧的风险。主要动因是欧洲决策者和民众对能源稀缺性的认知发生根本改变，在他们看来，一是替代俄罗斯油气的渠道是存在的、潜力是可观的；二是已经步入正轨的能源转型可以进一步提速，海上风能、屋顶光伏、绿氢、生物甲烷等清洁能源都可以成为供给的中坚力量。

    同样，这样的预期也存在于能源贫困问题突出的国家。2010-2020年期间，全球无电人口从12亿下降为7.36亿，至少新增44个国家实现全民通电，一些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如阿富汗的全民通电率从42.7%上升到97.7%，肯尼亚从19.2%上升到71.4%。这样的改变很大程度得益于离网光伏的推广，而且很大的比例并非来自国际援助，而是基于商业模式的民众能源自给。

    能源技术颠覆式的创新也在不断夯实充沛预期。2022年12月13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其下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科研人员实现了“核聚变成功点火”，产生的能量多于驱动核聚变的激光能量，全球首次在可控实验室条件下实现能量净增。核聚变模仿太阳的原理，使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并释放出巨大能量，理论上只要有几克反应物，就有可能产生一太（万亿）焦耳的能量，这大约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人在60年内所需要的能量。同时，核聚变不会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以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氢作为燃料，不用担心任何燃料供应问题；与裂变反应堆不同，聚变反应堆还不会产生高放射性废料。

    能源从“稀缺品”到“充沛物”，全球能源政治从“忧心政治”变为“信心政治”，最直接的影响是减弱国际能源政治长期存在的过激倾向，各国不必再固执于一些被夸大或难以评估的威胁，减少过度的防备或竞争。

    在新的时代，全球能源政治还从“地质学家政治”走向“气象学家政治”，前者受制于地质学家对资源分布不均的宣判和对资源终将枯竭的预判，他们的研究成为了一些需求大国向外扩张、激烈博弈的依据；而气象学家则帮助人们挖掘世界各处风光水的巨大资源潜力，发掘清洁能源强大的替代能力，同时引导各国在清洁能源高比例供电的情况下相互协作、调剂余缺，实现优质资源的大范围配置，“东方不亮西方亮”，“方法总比问题多”，各国可以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之中更多地发现合作机遇、而非彼此倾轧。

    （《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