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上海交响音乐厅,91岁的何占豪站上指挥台,身姿挺拔、英气十足。当《梁祝》悠扬的旋律回荡,全场沉醉,心弦一次次被拨动。于作曲家而言,一部作品能够漂洋过海,65年来常演常新,是何其荣耀和幸福。
1958年,何占豪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探讨小提琴作品创作和演奏的民族风格问题。此前的何占豪,17岁考入浙江省文工团,1952年转入浙江越剧团乐队,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进修班。
何占豪走上作曲路,和下乡演出的经历有关。“当时我们就想着小提琴演奏者要为人民服务,却没想好怎么服务。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村里演节目,几首曲子拉下来,听的人都跑光了,现场就剩一个老奶奶,是我们唯一的忠实听众。我赶紧问她,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能一直坐着听,是喜欢我们的曲子吗?老奶奶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因为你们坐的是我家的凳子,我要搬回家呀!”何占豪至今忘不了那个场景,“费了那么大劲儿排节目练曲子,自以为很好,可农民不接受,这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呀!”当即,一场师生共同投入的教学实践大讨论就在田间地头展开了。
“我们扎到农村去,就问农民喜欢听什么曲子,然后自编自写。农民喜欢越剧、沪剧,就结合越剧、沪剧的调子写。”何占豪记得,实验小组的几个年轻人,每周四都去城隍庙听江南丝竹,有时到外地看戏,经常熬夜创作,拼命钻到传统戏曲里找中国民族音乐的营养。
很快,有了以梁祝故事为题材的“梁祝四重奏”,也称“小梁祝”。“小梁祝”得到认可,学院领导提出,在此基础上修改,写一部大作品并采取上课指导、集体讨论的方式,回到戏曲音乐、人民群众中寻找灵感,最终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
“那时我们都年轻,都有志气要为国家、为中国民族音乐做点什么。”何占豪说,“《梁祝》成为经典,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了不起,而是向人民群众喜爱的民间音乐学习。这条路走对了!”在何占豪心中,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来不是几个人的专属作品。“除了我和陈钢作为创作的执笔者,主创人员还应该包括当年的一些领导、老师、实验小组的丁芷诺和其他同学,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梁祝》的探索于何占豪最大的意义,是坚定了日后创作的路径和方向。
毕业后,何占豪留校任教,从器乐转向作曲,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创作了《烈士日记》《决不忘记过去》《龙华塔》《别亦难》《草原女民兵》等一大批音乐作品,写出大量二胡协奏曲、古筝协奏曲,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民间音乐进行改编,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民族器乐演奏技巧的提高等方面不断开掘。
谈及创作秘诀,何占豪的回答离不开一个“情”字——“音乐,本质是美,核心是情。情真意切是我的特点,雅俗共赏是我的追求。”在何占豪看来,技术若不能为情服务,则为无用。“我的音乐,每个音符都来自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情,唯有真实才能动人,唯有真情才能换得真心的共鸣”。
一曲《梁祝》,余音不绝。光环之后,何占豪一直在奋力奔跑。几十年创作生涯,他自创一套“分段式睡眠”作息,令人羡慕,却很难效仿——傍晚吃过饭,19时入睡,22时起身开始伏案创作。凌晨4时,晨曦初露前再度入睡,直至天亮。他说,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白天是现实世界,嘈杂却充满烟火气;晚上则遁入音乐世界,聆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何占豪笑言,“我们这代作曲家,要继承先辈创造的民族音乐,在民歌、戏曲、民间音乐中寻找灵感和素材,再用交响乐的形式,让世界聆听中国之美”。
(《光明日报》2.18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