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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连续三年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史称三年困难时期。灾害、饥荒、疾病......1959年到1961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陷入困境，弃婴陡增，福利机构救助压力巨大。在当时那种全国性的困难情况下，内蒙古的牛奶和肉食相对要多一些点。中央决定，把江浙沪一带福利机构收养的部分孩子，送到内蒙古草原，给牧民收养。
在党和政府关怀下，3000多名孤幼儿从上海、江苏等地被送到内蒙古自治区，在草原牧民抚养下长大，写就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一段历史，他们因此被称为“国家的孩子”。
如今，他们大多已年过花甲，“知其所来”的愿望愈发强烈，与亲人团圆的机会也愈加宝贵。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通过采集血样，比对DNA数据，帮助他们找到亲人，续写着又一段恩情与亲情相融的佳话。
与亲人相拥
1月11日，认亲前一晚，王志强的爱人乌兰把两件大红色蒙古袍挂了起来，把准备好的银碗、哈达装进包里，这是他们为认亲仪式特意准备的蒙古族服饰和用具。
按照蒙古族习俗，每逢盛大节日、喜庆的日子，他们会穿上华丽的蒙古族服饰，表达尊敬、喜悦之情。选择在认亲的日子穿上蒙古袍，王志强希望让家乡人了解蒙古族习俗文化，也以此表达难忘草原母亲养育之恩。
在王志强为认亲仪式精心准备的同时，他远在常州的亲人也在忙碌着。
王志强的大侄子崔文炳早早把水果、糖果摆上八仙桌，买来了象征团圆的馄饨。亲人们陆续赶到，十几口人把屋里挤得满满的。
王志强的三姐崔留珍拿出一张已过世父亲的照片，侄子崔山佳从手机里翻出叔叔王志强的照片，他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端详：“像！看着就是我们的家人。”
一切准备就绪，崔文炳捧着一大束鲜花，去酒店迎接王志强。路上，他向王志强介绍家乡多年前的模样，“这条马路以前是条河”“咱们家的祖宅就在东庄社区这里”。
年过花甲的王志强已忘记了有关家乡的一切。1960年，他被送走时还不到两岁。在王志强儿时的记忆里，他是蒙古族，生长在草原上，“牧民老乡每天会牵着奶牛来送奶”。
看到王志强走来，早已等候在门口的二哥崔银富、三姐崔留珍快步上前迎接，和王志强紧紧拥抱在一起。亲人们围了一圈又一圈，见证这一团圆时刻，看着他们热烈相拥，许多人红了眼眶。
1月12日10时，认亲仪式在东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举行。随后，王志强跟着家人回老家，一路上，他一直拉着三姐的手。饭桌上，一家人吃着热气腾腾的馄饨。看着高大壮实的弟弟，崔银富想起当时家里送走弟弟的缘由，“当时家里有7个孩子，实在养不活，最小的留下来就要饿死”。60多年后再聚首，他和家人们不禁感叹：“感谢内蒙古大草原把你抚养大，还养得这么好，现在又把你送到我们身边。”
亲情血脉最难舍
团圆来之不易，这背后是一波三折的漫漫寻亲路，更有公安民警、志愿者锲而不舍的坚持与帮助。养父母相继去世，王志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尽管从小隐约知道自己被当作南方孤儿，但他始终不愿意相信。
王志强真正面对这个话题时，他的儿子已经上了初中。“你是上海孤儿吗？”有一天，王志强接到儿子班上同学母亲嘎鲁打来的电话，嘎鲁解释说她也是上海孤儿，想把大家组织起来，过几天一起聚聚。
实际上，王志强的身世已是公开的秘密。妻子乌兰的父亲曾和王志强的养父一起把他接回，乌兰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儿子。有一次，儿子在和同学聊天时无意中提起，“我爸是南方孤儿”。“我妈妈也是。”就这样，嘎鲁知道了此事。
嘎鲁到锡林郭勒盟报社发了一个登报启事，建了微信群，逢年过节大家互相问候，平时一起聚餐、参加活动，“哪位兄弟姐妹家里有困难或者生病住院，我们都能出一份力”。
自2000年起，嘎鲁他们踏上了寻亲之路。起初，王志强对于寻亲很矛盾，“既想知道答案，又觉得没有必要，寻亲这件事，除非对方真的想来找你，否则不会有结果”。
2007年，王志强准备了一些寻亲资料，和爱人乌兰抱着“去旅游”的心态，和同伴一起到上海儿童福利院旧址寻亲。
几次的寻亲会都没有实质性结果。2015年9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来自安徽的电话，“对方问了我一些信息后，说我是他的弟弟”。不久后，这家人来到锡林浩特，王志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极度渴望和失散亲人团圆的双方就这样认了亲。后来，在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中，王志强才发现他们的DNA比对不上。
寻亲路上，当地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成为强大后盾。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大队长乌达木被称为“寻亲大使”，他对王志强说：“叔叔，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家人。”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通过分析，在比对王志强的DNA数据后，发现几个江苏省常州市崔家村的家系，可能与他有亲缘关系，随后把情况通报给江苏省宜兴市寻亲志愿者团队。
2023年12月14日，寻亲志愿者昌江涛和几位志愿者来到常州市崔家村实地走访。在征得对方同意后，由专业人员采集可能是王志强亲属的人员血样，寄回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进行DNA数据复核比对。
当昌江涛联系到崔文炳想要采血时，他却拒绝了。昌江涛很纳闷，“正常人家能找到亲人应该高兴啊！”
原来，崔文炳之所以不想采血，是因为之前也有过认错亲的经历。后来，他说：“在志愿者锲而不舍的坚持下，我同意了采血。”
帮助更多人圆梦
事实上，大多数自发寻亲过程十分不易，仅凭外貌特征无异于大海捞针。转机出现在2021年，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团圆”行动，依托DNA数据库，帮助失散的人找寻家人。
乌达木说，当时有意向寻亲的“国家的孩子”来到居住地派出所登记，采集完血样后再送到技术大队进行检验鉴定和分析。当年就有两人寻亲成功，现居住在锡林浩特市的苏和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65岁的苏和从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我还有个妹妹，父母却总是偏爱我”。养父母离世了，苏和开始想解开疑问：“我到底来自哪里？我还能见到亲生父母吗？”自此，苏和踏上了寻亲之路，到上海、江苏等地参加寻亲会。2016年，苏和在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助下，采集了血样、做了DNA比对，然而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2021年5月，得知可以去当地公安局通过采集血样、分析比对DNA数据寻亲，苏和来到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采集血样。
乌达木将采集来的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刑侦支队技术大队的青年警员们马不停蹄地展开DNA比对工作。与此同时，远在江苏的寻亲志愿者挨家挨户寻访，广泛搜集曾送出孩子家庭的亲属血样。
据乌达木介绍，通过DNA数据寻亲，是当前准确性最高的一种手段，但前提需要双方的DNA数据都录入数据库。尽管现在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数据检测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拿到DNA数据之后，仍面临大量的工作。
乌达木说，寻亲双方两个地区的公安部门需要对接，当地寻亲志愿者团队需要跟进核实。从发现可能的家系范围，到逐步缩小范围直至精准锁定，需要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时间。
如今，这些当年的孩子大多已年过花甲，随着年龄增大，对他们而言，团圆的机会更加宝贵。31岁的民警于海霞时常加班，“为了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总是守在机器旁边，出了结果马上进行下一步工作”。
好消息很快传来。2021年7月，苏和的DNA比对成功了，他的家人在江苏宜兴官林镇。接到寻亲成功的电话后，苏和不敢相信，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中国青年报》1.23 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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