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外卖骑手聊天的作家

    这两天，上海外卖骑手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我都很少交流，3年的时间沉默不语。我有时间交流，早就送完一单了。”视频中，陈思说完这句话后又陷入沉默。

    杭州作家杨丽萍熟悉这种沉默。2020年，她花了近两年时间，采访了将近100个外卖骑手。

    “外卖骑手是我们生活中最亲近的陌生人，但大多数人面容模糊，明明是经常来往我们小区楼道的人，却陌生到只有开门的那一声问候。”杨丽萍意识到，他们每天要敲开那么多扇门，但其实没有人尝试主动敲开他们的心门。

    “我想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在城里生活还好吗。”杨丽萍说，她很珍惜自己用力敲开的每一扇门。2022年7月，她的《中国外卖》出版，这是第一部反映中国外卖骑手的长篇报告文学。

    敲开心门

    2020年，已经小有名气的外卖诗人王计兵接到杨丽萍的电话。杨丽萍自我介绍，比王计兵年长一些，出生在辽宁，工作在广州，如今定居杭州写作。她告诉他，自己要写一本关于外卖骑手的书，想和他聊聊天。

    给外卖骑手写书？王计兵有一些惊讶。他其实知道杨丽萍，她退休前是《家庭》杂志的总编辑，那本杂志，王计兵买过、读过很多册，好看的，讲述了不少普通人的故事。也许这次聊天，还能顺带讨教些写作的经验，他心里想。

    这一天，王计兵特地没去送外卖，而是待在家里，等待杨丽萍的采访。但王计兵有些忐忑，他不善言辞，平时话不多，没有什么“倾诉欲”，想说的话都写成了诗，不知道能聊什么。

    他更没想到，这次采访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的几个月里，采访持续了十几次，短则1小时，最长的足有6个小时。“问得太细了。”他忍不住感慨。送的第一单赚了多少？在送餐过程中遇到了憋屈事，客人恶语相向，说了哪句话？甚至，她让他回忆当年送给妻子的那个发卡是什么颜色的。“花了10块钱，暗红色的。”他拼命回想，又想起妻子嫌他乱花钱，还因为这事和他吵了一架。

    聊得越细，王计兵就觉得自己越“打开了一点”。送餐的时候，隔着一道门缝，偶尔能触碰到客人生活的一角，观察下来都是他写诗的素材。现在，他的故事也成了作家写作的素材，这种感受有些奇妙。

    最后，在《中国外卖》一书中，王计兵的爱情，他的文学梦，他的浪漫、挣扎和韧性第一次被如此认真地书写出来，成了最饱满的一个人物，也是杨丽萍印象最深刻的一张面孔。

    杨丽萍知道，对于外卖骑手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堵着人家做采访，就是“断人家的财路”。有一次她穿过大半个杭州和骑手见面，对方突然说，不好意思，平台今天搞活动，我要去跑单了。她只能徒劳无功地再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回家。后来，她也学聪明了一点，知道什么时段单少，接受采访的概率大。

    努力生活的人值得被尊重和欣赏

    在寻找骑手楚学宝时，杨丽萍变聪明了，她特地避开外卖员的工作高峰，下午4点拨通了电话。

    接受完几个小时的采访，外卖骑手楚学宝送杨丽萍离开的时候，她敏锐地察觉到了那么一丝不舍。送餐时的楚学宝脚步飞快，是站点的“单王”，而这一刻，他的脚步变得特别缓慢。

    “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说这么多话了，说这么多关于自己的事。”楚学宝说。

    30岁出头的楚学宝是安徽蒙城人，从小家里穷，吃了很多苦。后来做流水线工人，有一天在网上看到招工广告，就做起了外卖员。

    穷留给楚学宝的记忆刻骨铭心，做起外卖来就格外拼命。他和杨丽萍讲那栋他在夜里转了几圈也找不到的楼，还有瓢泼大雨里电动车过减速带时令人不安的啪嗒声响。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逐渐掌握了跑单的技巧，单量越来越高，前不久还在老家的县城里买了套房子。

    楚学宝平静地讲述着，不知道杨丽萍是否能懂。毕竟眼前的作家扎着马尾辫，戴着一副眼镜，透出的是书卷气。

    根据外卖平台公布的一些数据，骑手中有不少生活不如意，还有一部分负有外债、生意失败或者家人生病，另外，残疾群体也占一定比例。在书中，杨丽萍对这些人的生活着了更多笔墨，送外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努力生活的人值得被尊重和欣赏，我希望读者读到他们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向上的力量。”杨丽萍说。

    慢慢变好

    最近，杨丽萍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女外卖员，因为找不到楼栋急得团团转，杨丽萍主动给她带了路，聊天中，杨丽萍了解到她是第一天上岗。“我教你几个跑单的窍门。”杨丽萍毫无保留地把一些从外卖骑手那里听来的办法告诉她，惹得对方一脸震惊：你怎么像个送外卖的老手？与外卖骑手之间的牵连因为写书的经历，似乎再也无法割舍。

    2020年9月，也是杨丽萍书稿写作之初，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特稿引发了人们对整个外卖行业的热议和反思。有人读了杨丽萍的书，评论说有些失望，怎么没有对结构性、制度性的思考和批判？

    杨丽萍解释，该书的写作周期长达两年，在这两年里，她发现外卖系统、平台的规则在不断地发生更新和变化。“比如客人要求带垃圾下楼，骑手可以拒绝，遇到的不合理的事平台有相关解决措施，不会影响骑手评分。”同样，关于骑手的权益保障、职业规划、极端天气应对等，也有了一些进步。

    杨丽萍家所在的杭州市余杭区，去年3月上线了“骑手保”，该保险是由余杭区财政全额补助，政府直接采购，专门为余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以非机动车为运营载体的外卖骑手设立的补充保险，总保额达55.75万元，其中可享3000元医保外用药保障。在采访中，杨丽萍注意到，每个外卖骑手身上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伤，尤其是夏天穿短袖的时候，手臂和小腿都是青紫的磕碰痕迹。余杭区出台的政策可以针对性地解决掉一些问题。

    杨丽萍的一个在河北做公务员的亲戚读了她的书以后，也想针对本地外卖骑手群体推动一些保障措施。上海的政策和经验比较先进、完善，杨丽萍就把采访过的相关人士推荐给他，让他们互相交流。

    外卖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正如杨丽萍所言，不能完全依托人性，行业始终要靠机制推动，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走向规范。

    （《解放日报》1.17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