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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海，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所需养料取之不尽的广阔海洋，还是经济实践的海洋。”原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袁恩桢的研究，一次次踏准改革开放45年来的热点问题、重点领域，他从国企改革到“温州模式”，从浦东开发开放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聆听他的人生故事，犹如展开一页页难忘的改革开放史。
在袁恩桢的文集里，收录一篇文章《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全国经济理论界的又一次大讨论。“一天，报社理论部的同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要得相当急。我上午拿到题目，下午在单位里找材料，晚上回家就开始写。当时没电脑，只能手写，也没打草稿，写到大概凌晨4时多。天一亮，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送往编辑手中，第二天就见报了。当时就觉得充满了力量，希望能为改革开放做点工作。”那段时间，袁恩桢在报刊上发了不少文章，甚至出现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日刊出两篇文章的情形，其中不少触及时弊乃至争议。
例如，《评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批评了忽视人民福利的观念与情况，《从味精降价谈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注意到了“苏浙地区味精厂以每50克8角价格打入上海市场，使上海味精固守1元计划价难以应付”的情况。从写作到研究，袁恩桢经常提醒自己，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若即”就是要深入实际；“若离”就是融入实际后，又能跳出来独立思考问题。“如果只有对实际简单描绘而没有理论升华，那要研究者何用？”他始终认为，研究不只是学术圈里的事，还是要为现实服务，特别是经济研究，它的实用性很强，所以更要让人看得懂。
1985年，《社会必要产品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雍文远为主编，袁恩桢是副主编。这项研究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回过头来看，认认真真写文章、做学问，于袁恩桢的成长是极为有益的，也为他破格升为研究员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独立思考的空间变大了，总感觉有一股力量推着我到处走、到处看，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不光是我，我身边许多专家学者也热衷于实地调查。今天了解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就是从当年的调查中慢慢摸索出来的。”袁恩桢说。
当时，温州经济发展出色但争议不绝，袁恩桢提议研究温州经济问题，获得全室一致同意。之后，组建了10人课题小组。组员在调查中有分有合，先是集中听体改办、计委等综合部门介绍温州经济的总体情况，然后分组前往工商、财税、商会等机构搜集资料，更多的精力则用于深入各县调查了解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
当时，温州“遍地开花”的农村家庭工业让人耳目一新。乐清的几个村庄，多是三四十户人家，看到的却是家家起新楼，底楼为作坊，二楼是卧室客厅。“一家富，带一村；一村富，带一片”，走出一条滚雪球式的发展之路。
当地还初步形成发达的专业市场。以永嘉桥头纽扣、乐清柳市低压电器等十大专业市场为首的400余个专业市场，加上10万余名跑到全国各地的购销员，组成了温州商品的市场网络体系。仅一个桥头纽扣市场，就占据全国成衣业40%多的纽扣交易量。那“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的温州购销员，竟能直闯洛阳牡丹花会筹委会，拿出当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塑印花会券，立即被筹委会接受。
不仅商品市场发达，要素市场也发展迅速：国企用剩的废旧料大量汇集于温州，构成原材料市场；星期日工程师、退休技师从上海等地过来，壮大了人才与技术市场。
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那就是别具一格的发达交通。招手即至、通行于乡镇间的众多小厢车，是温州农村的一大特色。当时，全国的多数农村都没有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城乡差别，也多是讲“城富于乡”，但温州是“乡富于城”。这次调研历时一个月，课题组发布了“温州模式”的考察信息，又为多家报刊提供考察报告与随见，最后还写成一本研究专著，可以说把社会影响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同样，在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上，上海社科院也出了很大力。1990年，基于对浦东情况的了解，袁恩桢写下《浦东开发中的八大关系》一文，谈到新区开发必然会碰到许多矛盾，亟须处理不少关系，特别是浦东与浦西、外资与内资、筑巢与引凤的关系等。“经济中心更多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传统城市概念的发展与深化，即能把区域内众多城市凝聚成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袁恩桢说，江苏昆山的经济高速发展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昆山与嘉定、青浦接壤，原来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第一个机遇是把一大批来自上海的科技人员网罗麾下，昆山对外招商打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的机场是虹桥机场，我们的口岸是黄浦江口岸。”昆山抓住的是与上海体制差、层次差、区域近的发展机遇，这当然是中心城市辐射作用的具体体现。
回顾多年来的治学研究，袁恩桢始终重视实践，紧跟时代步伐，把所思所想毫无保留地交给社会，“经济理论有个特点——随机性，所以从书本到书本肯定不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要推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只能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研究产生”。
（《解放日报》12.8 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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