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太医的“赴军医事”

    学界一般认为，鸦片战争前，清代军队中既没有固定的军医，又无经常的卫生设施，只是临时应付，根本不能解决军队的医疗卫生问题。

    事实上，在新军建立之前，清代军医往往由太医院派遣医官充任。这些医官有按制度规定随军出征的，也有清帝彰显殊恩临时派遣的。受各种条件限制，赴军医官的治疗效果因人而异，却也并非毫无用处。赴军医官在减少将士伤亡、稳定军心、保障战争胜利等方面的历史作用，需客观看待与评价。

    在努尔哈赤时期，已利用蒙医随军治疗受伤士兵。清朝统一后，边疆不稳，战乱频仍，太医随军出征成为常例。清代太医任锡庚《太医院志》记载了相关制度的一些情况：“由礼部堂官选派太医院官二员具题，驰驿前往，并遣兵部官一员，送至军前。”随军太医实行轮班制度，一年一更换，后改为二至三年。

    随军太医的升迁也有一定的制度，按定例办理：三年期满更换回京，令该部将军出具考语保题，列为一等，准其以应得之缺，不论双单月，不入班次，即行补用。乾隆八年（1743年），在军营行走太医院额外吏目陈催三年期满，照例列为一等，例应换回，但陈催具呈情愿再留军营效力三年，得到批准。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期满换班时，陈催又恳乞再留军营效力三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期满，将陈催列为头等，准其加一级随带。

    虽然军营有随军医官，但在将领病重时，仍需从京城派遣医生。因而在随军常例之外，清代太医也偶有奉诏临时入军疗疾的。据清宫档案记载，清代患病将领经赴军太医诊疗，成功治愈或者病情好转者不乏其人。征西将军祁里德曾患病导致手脚浮肿，体不能动，经雍正帝差遣太医杨天申、赫孟福诊治，不久即完全康复，行走骑马毫无妨碍。

    治疗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清代赴军太医官职的升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大将军福康安于前往广西路上发病，初由太医院院使张肇基诊治，但因其医术平常，诊治无效，遂被解除职务，以示惩戒；后由御医屠景云治疗，颇见效验。屠景云在尚未回京销差的情况下，即被补授太医院左院判。

    清王朝征伐频繁，作战范围广，作战区域气候与地形复杂，作战形式水陆兼备，没有成熟完备的后勤保障是难以支撑的，因而派往军营的医官作用十分重要。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清军赴云南征讨吴三桂，染疫将士颇多，康熙皇帝获悉后，即令太医胡养龙、王元佐驰驿前往诊治，取得较好疗效，稳定了军队战斗力。某些特殊情况下，清代太医对担负重任的高级将领的有效治疗，对维护局势稳定至关重要。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获悉安南国国王阮光平病故，即降旨封其世子阮光缵为安南国王。为防止当地出现变乱，乾隆帝命大将军福康安由四川取道湖南，日夜兼程赶赴广西，密行体察，随时应对。然而福康安于途中发病，难以支持，于是乾隆帝即派御医屠景云前往诊治，使福康安病情有所好转，能够妥善处置局面，完成了使命。

    长期接触患病或者受伤将士，促进了随军太医对军中常见疾病或伤情的认知，从而促进了治疗技术和效果的提升。如清初曾在关外发现青腿牙疳，以两腿肿胀发青、牙齿腐烂疼痛出血为主要症状。雍正年间北路随军太医陶起麟经过临床试验发现，用马脑治疗此病的效果远超马乳，同时令患者兼服活络流气饮、加味二妙汤，外用砭法，即可使患者不数日而愈。陶起麟治疗青腿牙疳的组合疗法在军中逐渐沿袭成为惯例。此外，不论是随军出征还是临时赴军治疗，太医提供的医疗保障，对于鼓舞士气、赢得战争胜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表现在君臣关系上，清帝派医官为将领治病，既笼络人心，拉近远征在外的将领与皇帝之间的距离，也借此及时掌握边疆局势，反映了皇帝对将领和战事的有效掌控。

    当然，总体而言，清王朝派往军中的医官数量很少，军营医疗条件有限，往往难以应对大规模突发的疾病特别是疫情。在乾隆年间的清缅战争中，官兵染疫者甚多，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先后病故，主帅傅恒亦染瘴疠。尽管太医院院使陈世官奉旨前往医治，但无奈傅恒病情已重，终难治愈。清军虽收复孟养、木邦、蛮暮等土司之地，但损失惨重，因染疫而病故的将士人数超过阵亡数量，这也反映出当时赴军医官人数有限、治疗效果不佳的状况。

    （《光明日报》12.4 周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