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兆敦：中国纪录片的传道者

    8月31日凌晨，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的司徒兆敦带着未尽的心愿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5岁。从看电影、学电影到拍电影、教电影，倏忽间几十年过去。2015年，他与刘景锜、矫广礼、金德龙、李锦源一起获得“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杰出贡献奖”。在颁奖词中，司徒兆敦被称为“纪录片传道者”，用生命去践行纪录的精神：在历史中诠释真实。

    司徒兆敦出生于华侨世家，祖父司徒美堂是美洲侨领。父亲司徒慧敏30年代就从事电影工作，是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成员之一、左翼电影运动主将。小时候家里有放映机，司徒兆敦总爱躺在幕布后面，一部接一部看电影，这是他战乱童年中的乐园。后来一看电影《天堂电影院》，他就会想起那段日子。那时他的家是进步人士活动基地，他在家里认识了很多“大人物”，比如在他家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离世前最后一晚在他家度过的叶挺、来为他奶奶祝寿的郭沫若、茅盾等人。司徒慧敏1943年就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部主任后，在他周围聚集起史东山、阳翰笙、田汉等一批左翼电影和戏剧工作者，司徒兆敦从小就在这种氛围中长大。

    1959年，司徒兆敦考入北电导演系。在系主任田风的倡议下，59班接受的是五年一贯制的系统教学，开五年制电影教育先河。田风痛恨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作品，要求学生从入学起就必须下生活。他说一些学生的表演“头脑空空，装腔作势”，曾批评司徒兆敦的表演是“形体僵硬派”。司徒兆敦后来回忆，田风的人格魅力和学养如高山仰止，是他们很难企及的，“插柳之恩，没齿难忘”。尤其令学生感佩的，是田风对教育的一往情深。一开学，他就对学生说，家门24小时为学生开放。1964年，司徒兆敦留校任教，也与学生做了同样约定。

    司徒兆敦说，生活给了他很多教育。他觉得，人不能直不楞登的，那是要吃亏的，但哪些可以妥协，哪些必须坚持，一定要分清楚。他要求自己真实地记录，虽然真话不一定什么时候都能说，但至少不能说假话。

    1990年，北京召开自然国际电影节。司徒兆敦发言称，电影有两个伟大，一个是故事片的伟大，一个是纪录片的伟大，没有高低之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看故事片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看纪录片，每个人都是借着别人的故事在看自己的人生。

    从78届到98届，司徒兆敦教了20年故事片课程。临近新世纪之交，带完陆川这届学生后，他对电影开始感到失望，觉得很多电影的审美跟纪录片里的真实人物没法比，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张艺谋有句话很对，电影是非常本土的一门艺术。不了解中国生活，总是从西方故事模仿过来的东西，都是不伦不类的。很多大艺术家，波兰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旦到了西方，拍的东西就全变味了。你没有土壤，包括精神土壤、生活土壤。”

    司徒兆敦决定转型，改教纪录片，重新认识中国。1998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设立了纪录片专业。他说，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要做纪录片；拍纪录片不存在什么阴暗面、落后面问题，只有真实与不真实；每一个人无论多卑微，都是社会裂变中的重要角色，是历史的参与者、记录者；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影像档案，能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人文叙事，是对时间最好的记录。

    一名文学系女生曾在西部老家拍了一部纪录片《西部娃》，是司徒兆敦帮助剪接的。影片里，一群孩子在四处漏风的教室里削铅笔，削完把铅笔像宝贝一样放进小盒子里。那些铅笔头最后短到手都捏不住，要插在小竹管里写字。司徒兆敦一边剪一边掉泪，他说太伟大了。片子拍完后，有人找他谈话，说这部片子在丑化中国，他说不是，这是在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希望在西部。不久后，这部作品得了奖。后来中央决定开发大西部，有人说，这部片子让人们直观感受到开发西部的必要性。

    司徒兆敦生前再三呼吁，不要只学好莱坞，中国要有中国的电影，这是这一代电影工作者要考虑的问题。晚年他写回忆录，文字朴素，故事琐细。他常说，没有固定的老师和学生，他从学生那里学到的比教给他们的还多。在告别仪式上，工作人员衣服上都印着四个字：互为师生。

    （中国新闻周刊网 11.14 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