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读“地书”的人

    “旧石器时代考古像是在读一部‘地书’，它深藏地下，层层叠叠的地层就是一张张纸张、书页，各种遗物和遗迹就是记录历史的文字，考古学家负责将它们挖掘出来、辨识出来，写成大众认识的文字，把地书变成一部真正的史书。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星钻研考古42年，在2023年央视《开学第一课》上，他以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的身份，为同学们介绍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和祖先脚踩在同一片土地上，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非常自豪”。

    “这块石头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1962年，高星出生于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灌水乡的一个小山村。他从小就怀揣着强烈的文学梦，1981年高考时，他第一志愿报了北大中文系。但当时，国家为扶持招生困难学科，特批考古专业在服从分配的学生里有优先挑选的权利。于是，在专业志愿里填了“服从分配”的高星，被分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高星对考古几乎一无所知，心想：“其他专业都是往前看，能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考古却是向后看，学出来有什么用呢？！”

    在听课、听讲座、阅读的过程中，高星逐渐觉得考古也没那么无聊。1983年秋季，高星和全班同学一起去了位于山东长岛县的北庄遗址。这次田野实习让高星受益匪浅，他至今记得，有一天自己在探方（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里发现一块扁平的大石头，觉得很普通，就随手搬到了探方边上。

    当时，带队的北大教师严文明先生正在巡视，看到这块被遗弃的石头，便对高星说：“你想一想，这么大的石头，为什么会出现在土壤细腻的黏土地层里呢？你觉得它跟人类活动没有关系吗？”高星想了想说，从表面看没有人工痕迹，应该不是人类的工具。严文明让他把石头翻过来，结果令高星大吃一惊——另一面是平滑的凹面——这是一个石磨盘。“那一次，严先生的批评和警示给我的极大警醒。直到现在，我也经常教育我的学生，看地层时要严谨，多思考遗址里的东西为什么在这里出现，是不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系。”高星说。

    “旧石器时代考古就像‘刑侦’”

    在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很多人问高星：你为什么喜欢研究旧石器时代？

    在高星眼里，这段时期具有独特的魅力。“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最基础，也是最漫长的阶段，占据整个人类历史99%的时间。正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才给了我们更多发掘、研究、阐释的空间。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世界，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感和悬疑感，有想象和阐释的空间，可以讲述很多故事，非常有吸引力。”高星经常打一个比方，如果将人类历史浓缩为24小时，当零点钟声敲响时，直立行走的人类开始出发，狩猎采集、制作工具、学会用火、迁徙移动；当这一天快结束时，人类才进入农业社会，才进入定居模式。因此，旧石器时代涉及人类共同的根基，具有高度的国际性，每当有古人类化石或文化遗存被发现，全世界科学家都会加以关注。

    但同时，这个领域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研究材料，即使发掘出一些实物，也大多是支离破碎的，很难找到完整的证据链。“旧石器时代考古就像是对远古时代的‘刑侦’。

    刑警破案需要找到各种证据，比如血液、脚印、作案工具等，我们也是探寻古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然后把所有材料拼在一起，复原当时的生产生活图景。”高星说，这个过程很像拼图游戏。比如，用显微镜观察一些石器上的微痕，能知道石器是用来砍树的还是肢解动物的，它切的肉是新鲜的还是风干的、冷冻的；如果能从石器上提取到动物血液、毛发、脂肪或植物淀粉等残留物，就可以知道古人类获取过哪些资源、吃过什么食物。这些信息对于破译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谜团非常重要，就像“芝麻开门”的密语。

    科考永远在路上

    由于古人类遗址通常分布在偏远的地方，高星带队在野外科考时经常跋山涉水，“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高星患有高血压，刚去青藏高原时整天头痛、睡不着觉，走路像是脚踩棉花，靠安眠药强制睡眠才逐渐适应。“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考察、发掘了10余年，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这些成果使我们觉得付出是值得的，科学研究是崇高而伟大的。”高星说。

    现在，高星每年1/3的时间在北京，其余时间要么在野外科考，要么在各地参加学术活动。他不甘心只做一个“考古匠”，他对学生也是同样的要求：要努力从材料中发现重大科学问题，对人类的起源演化、技术文化发展提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立足远古遗存，创造文化产品，成为行业佼佼者，“希望学生们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一代一代把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得更大更强”。

    （《环球人物》11.8 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