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李庄三次入朝

    每次听到有人说自己出身“新闻世家”，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总是感到有些惶恐。父亲李庄是《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曾任总编辑，主持夜班工作二十余年。73年前，李庄是第一个入朝采访的中国记者。李东东一直想要彻底捋清父亲三次入朝的经历，惜父亲在世时没有当面请问，现在只能凭着一股“轴劲”不懈地考证、追寻。

    2006年，李庄辞世后不久，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叠泛黄的活页纸，是他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在朝鲜战场采访期间的日记。李东东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年年底调任新闻出版总署任副署长。根据这叠手稿，她主持编辑《李庄朝鲜战地日记》，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左手页为影印的李庄战地日记手迹，右手页为铅排文字，装帧精美。但编辑中也留下一个遗憾，前言中写道，日记是李庄“第二次赴朝采访时所记”，但这一点其实并不能确定。这个问题当时只能暂时放下，结果一放就是十年。

    2018年适逢李庄百岁诞辰，李东东计划将父亲的朝鲜战地报道结集出版。这次，她决心上天入地都要把父亲三次入朝的脉络厘清。

    李庄首次入朝的时间是确定无疑的。那是1950年7月10日，朝鲜战争爆发十多天。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突然把他找去，告知中央决定派他担任团长，与法共党员、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和英共党员、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组成一个国际记者团，入朝采访。

    李庄在新闻界是出了名的笔头硬、写稿快。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当记者时，总是被编辑部派去找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审阅重要稿件。邓小平很重视向延安的发稿，他边看稿子边谈意图，李庄能够边听边迅速组织语言，现场改完，邓小平直接就在“花脸稿”上签字，一次过。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只有两个文字记者获准到会场主席台区采访，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李普，另一个就是李庄。李庄每天赶写一篇通讯特写，八天会议，八篇通讯，记录了新中国诞生的新闻现场。

    第一次入朝，李庄在朝鲜停留50多天,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抵达大邱、釜山最前线，写了12篇战地通讯。李东东从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的报纸合订本中找到了这12篇文章，拍摄了当年的竖排版面。

    但另两次入朝，脉络就不那么分明了。李东东巨细无遗地查阅了那段时期的《人民日报》，又仔细重读了父亲的战地报道和日记，终于有所发现。日记起自1950年12月2日：“下午一时，车离北京东站……我在汽笛声作、车已徐行的时候，看见培蓝眼睛上一层明晰的泪光。”培蓝即李庄的妻子赵培蓝，当时她已怀孕，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次年夏天出生的小女儿李东东。这次，李庄是率报社记者入朝采访。

    12月3日的日记非常关键。从记载可知，当夜他们在沈阳见到了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甘泗淇告诉他们，现在汽车被美机打坏很多，交通困难，建议他们“先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看情况再到前边去。大家讨论后同意这个方案。

    那问题来了。“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到底过江了没有呢？不巧的是，9日至18日的日记空缺，只知道8日李庄还“站在鸭绿江北岸”看积满白雪的河床，19日已“从临江出发回北京了”。那这10天他究竟在哪里呢？

    李庄曾在回忆录《难得清醒》中提到，自己曾三次到过朝鲜新义州，第二次是在1950年11月底。这说明，他第二次也是过了鸭绿江的，但11月底这个时间又对不上。

    李东东追问母亲。母亲也是人民日报社老编辑，当时94岁了，依然思维敏捷。她有印象李庄去了三次朝鲜，但记不准具体时间。面对李东东的执着劲头，她大声说：可以了，不要再查了！你爸爸也不见得就记得那么准。他完成了任务，留下了作品，这就行了！

    李东东还是不甘心，她继续查找，终于在父亲离休后写的一篇文章《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中发现了新线索。文中提到，第二次访问新义州是在1950年12月，这个整洁美丽的江城已被彻底夷平。李东东推断，父亲的回忆录中说11月是笔误了。

    这样，一切就都能说通了。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期间，李庄等正是为此而来。12月6日中朝联军收复平壤，他们可能此时过江去采访得胜之师。战地采访很艰苦，这段时间的日记很可能因此空缺。

    12月31日中朝联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于是李庄日记从30日起又开始了（19日回京后即中断），这天黄昏他再次渡过鸭绿江入朝。这次他在朝鲜连续待了两个多月，经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日记一天也没有中断。

    1951年3月10日，李庄前往位于平壤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与相熟的临时代办柴成文畅叙了一番。四次战役李庄亲历了三次，对得失颇有一些观感。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整不了我们，我们一时也整不了它”，但敌军的“技术条件比我们好”，因此有时不得不采取防御之势，以争取准备时间。他和柴成文等人对此都有共识，但国内一些人却不了解实际困难，李庄认为，“这是要不得的”。

    日记到此戛然而止，谜底也昭然若揭：日记跨越了李庄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入朝，而不是此前以为的第二次。

    从李东东记事起，父亲就长年累月上夜班，从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到后来担任副总编辑，“文革”前几乎天天如此。那是一种被父亲和同事们戏称为“穷凶极恶”的马拉松式夜班，通常从下午一直到次日清晨5点。

    外人都觉得李庄随和、好脾气，但李东东兄妹有时却有点儿怵他。长大后，才越来越能理解父亲。父亲的处事原则是对人宽、责己严，而家人显然是属于“己”这个范围里的。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他常常处于风口浪尖，被称为人民日报向上级写检讨最多、也最善于写检讨的人。

    不过，父亲虽然永远工作繁忙，有时在家里发发脾气，但他的“不教即是教”的教育方式总的来说是十分文明的。有一次正值暑假，李东东夜里睡不着，悄悄起来，见父亲还在工作，她说：“我睡不着，可以在你这儿坐坐吗？”父亲慈爱地摸摸她的头，笑着答应了。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父亲俯身写字台，时而沉思，时而疾书，时而起身踱步。这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和绿色台灯罩前父亲伏案写作的背影，一直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0期 黄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