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人饱读诗书之外,游历名山大川的不乏其人。但是,称得上壮游的,也许司马迁是最早的人之一。似乎很少有人把孔子的周游列国称作壮游,也许是因为生于乱世的孔子,少了些司马迁的优游不迫,多了些仓皇局促。或许,只有大一统的背景才能为壮游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南游江淮 网罗旧闻
西汉初期,统治者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形成历史上称誉的“文景之治”。后元三年(前141年),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被称为盛世的时代。
在昂扬向上“兴造功业”的社会氛围中,司马迁不甘“耕牧河山之阳”,从故乡韩城来到首都长安,见到父亲司马谈。此前,司马迁已熟读经史,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天文学大家唐都等人,饱览诗书。父亲鼓励他趁着年轻,不仅要读书,还要“行万里路”。因此,他胸怀凌云壮志,秉承父命,踏上了万里壮游的行程。
司马谈为什么支持司马迁出游呢?这是因为,建元五年(前134年)至元光六年(前129年)间,司马谈由太史丞升任太史令,这使他产生了强大的使命感:准备写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历史著作。司马谈自觉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希望儿子也能继承这项事业,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为了实现这个宏愿,有必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增长见识。基于此,司马迁开始了出游,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自己的行程: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这次游历,从东到南,从南至北,曲曲折折,穿插迂回,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他先到长江、淮河流域,而后渡过淮河、泗水,“如淮阴”(《史记·淮阴侯列传》),到淮阴之后,他注意收集韩信早年的逸闻轶事,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司马迁记录了韩信报答漂母“一饭之恩”、胯下之辱等故事。
然后,司马迁一路南下,到达会稽。据说大禹曾在此地会集诸侯,计算贡赋,后人便以会稽为地名。当地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据说只有大禹曾经进入其中,因此叫作“禹穴”。司马迁为了一探究竟,亲自深入此洞,探索大禹遗迹。
司马迁接着游历姑苏太湖,姑苏即今苏州,风光秀丽,司马迁在这里欣赏游玩,感到心旷神怡,稍作整顿,便溯江而上,“适长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目的是探寻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遗迹。屈原的事迹,此前没有记载,司马迁经过亲身采访,后来在《史记》中写出《屈原贾生列传》,诗人屈原从此永存史册。在湖南,司马迁还游历沅水、湘江,登上九嶷山,专程探访虞舜的遗迹,拜谒先贤。
讲业齐鲁 乡射邹峄
游历过南方,司马迁回头又向北方走去。他渡过汶水和泗水,来到儒家的发源地齐鲁。西汉初,经由经学家董仲舒建议,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司马迁“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他此行来到孔子故地,就是想实地研究孔子的行为和学说,以及观察儒家礼乐教育在这里所起的教化作用。为此,他还“乡射邹峄”,专程到邹县、峄山,观看此地的儒生如何练习乡射的礼节等。
旅途中,司马迁也曾像孔子一样,遭遇了困难,“厄困”于“鄱、薛、彭城”。这段不太美好的回忆,反映在《孟尝君列传》中,在篇末“太史公曰”中,他这样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他认为,此地风气不佳,都是孟尝君不加分别地招揽“任侠”所导致的。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游历的热情,司马迁继续前行。彭城的沛县丰邑是汉高祖的故乡。汉初的重臣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周勃、萧何、曹参等人,都是在这里生长或是在这里参加起义的。民间流传着不少他们早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了解他们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是很珍贵的资料。
离开彭城,司马迁经过楚地,观光了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巍峨宫室,未遭破坏,仍然存在。他不由得赞美道“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他“过大梁之墟”(《史记·魏公子列传》)——秦国决河水淹大梁城,魏王投降,都城被毁,魏国也就灭亡了。司马迁站在大梁城的废墟上,只见一片瓦砾,秋草萋萋……他非常倾慕魏国的信陵君,在《史记》里,专门写了《魏公子列传》。司马迁在这里辗转徘徊,看得非常认真,特地请求当地人指引他去寻找侯嬴做监者时的夷门。所谓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
这次游历考察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大概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或者六年(前123年)间,司马迁回到长安——在交通不发达的两千多年前,能游历偌大的地域实在很难得。在“行万里路”的历程中,司马迁得到了“读万卷书”所难以获取的鲜活的历史和生动的故事。学者张大可在《百家汇评本〈史记〉》中评价道:
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去做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除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轶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地做了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如指掌。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他的识见和才干。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万里壮游对司马迁文章的风格也有影响。苏辙认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
奉使西征 游历西南
游历归来的司马迁正式踏入仕途。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迁仕为郎中”,郎中又名侍中,是皇帝的近卫官员,跟着皇帝出外巡行,国家有大事,常被派出代替皇帝宣达诏令。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巴”,是汉郡名,治所在江州,今重庆市附近。“蜀”,汉郡名,治所在成都。“邛”,邛都,汉越嶲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西昌东。“筰”,筰都,汉沈黎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汉源东北。“昆明”,古地名,故地在今云南下关地区。司马迁此次出行,完成了游历我国西南地区的壮举。
司马迁通过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的壮游,不但成就了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而且提出了“龙门—碣石”(《货殖列传》)这条地理线——这是了不起的发现,历史地理学者唐晓峰解释说,“这条自山陕之间的龙门起,至于渤海边的碣石,是当时的一条农牧分界线”(《新订人文地理随笔》)。其实,这不仅是我国当时的农牧分界线,也是我国当时的自然风光、经济文化和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许对后来胡焕庸提出著名的“瑷珲——腾冲”地理线有所启示吧。
如果循着司马迁的游历踪迹一路走去,我们将饱览祖国各地的壮丽河山,看到多彩的人文风景,体味不同的风土人情。即使随着司马迁的足迹在地图上做一次“神游”,亦是美矣哉,美矣哉!
(《光明日报》11.3 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