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古怪的人”

    苏曼殊是1918年病逝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的遗著相继出版，由此掀起一股“曼殊热”（鲁迅语）。日本学者增田涉在写作《鲁迅的印象》一书时，也对身为革命志士和文学家的“诗僧”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得到了鲁迅的悉心指导。鲁迅似乎很希望增田涉研究苏曼殊，在1934年9月12日致信时风趣地说：“研究曼殊和尚一定比研究《左传》《公羊传》等更饶兴味。”他还告诉增田涉：“此地的曼殊热，最近已略为下降，全集出版后，拾遗之类，未见出现。”“全集”即《苏曼殊全集》，编者为苏曼殊的老友柳亚子，共五集，1928年至1929年由北新书局陆续出版。看来鲁迅对苏曼殊著作的出版是很关注的。

    鲁迅还将他在日本与苏曼殊交往的旧事告知增田涉。据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他（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增田涉问及此人是谁？鲁迅答：“就是苏曼殊。”从鲁迅对增田涉的介绍可以看出，鲁迅并不清楚苏曼殊是革命志士。

    其实苏曼殊的留日经历，与革命活动密切相关。苏曼殊考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先后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会及拒俄义勇队，跟随黄兴练习射击，以备举行反清活动。

    鲁迅懂日语，能用日文写作，他对苏曼殊的日语很是欣赏，1932年5月9日，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像日本人一样。”苏曼殊生于日本横滨，祖籍广东香山，其父在日本经商，其母是日本人，他的日语自然娴熟。当年鲁迅应与苏曼殊有过交谈，所以才会留下这般深刻的印象。

    苏曼殊不仅是文学家，还是翻译家。除了日文，他亦通晓英文、法文和梵文，留有《惨世界》《拜伦诗选》《英译燕子笺》等十余种译著。鲁迅也是翻译家，不过增田涉的书中并无鲁迅对苏曼殊译著的详细评论。在青年时代，鲁迅便是拜伦诗歌的崇拜者，多年后他还写《杂忆》一文，回忆拜伦诗歌给他带来的影响；对苏曼殊所译拜伦诗歌，鲁迅说“古奥的很”。苏曼殊译拜伦诗歌用的是古诗体，又经章太炎润色，读来确有“古奥”之感。

    鲁迅与苏曼殊各自从日本归国后，再无一面之缘。但1928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又将二人联系到一起。从开明书店转来上海法政大学学生马湘影女士的一封信，大意是说自从1月10日在杭州孤山分别后，许久没见面，望鲁迅答应与她通信并指导。鲁迅复信说自己已近十年没去过杭州，她见到的“鲁迅”决非本人。后来，马湘影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鲁迅讲演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方知与她见过的“鲁迅”实非一人。但她出示了一首“鲁迅”在西湖苏曼殊墓侧的题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落款是“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这首诗“不大高明”。

    后来鲁迅请朋友调查，方知假鲁迅是当地乡村小学的老师，“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鲁迅未痛加谴责，为澄清事实只发表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示》，行文不乏幽默，甚至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同情。而我好奇的是：这位老师怎知鲁迅与苏曼殊有过交往？西湖畔的名人墓地甚多，他为什么会到与鲁迅有过交往的苏曼殊的墓侧题诗？当年受鲁迅委托去调查的是青年作家许钦文，他大概不知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经过，否则将题诗的动机再问详细一些，就此请教鲁迅，当会有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吧？

    （《北京晚报》10.30 朱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