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

    ■葛剑雄

    5800年前，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出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今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形成都邑性遗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形成其他中心性遗址。距今5100年至4300年前，一些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

    夏朝建立后，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

    这些都邑和聚邑，被称为“国”（國）。“國”是一个象形字，中间的“口”代表人、人群，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由于这片土地是这群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必须有人拿戈守卫。为了安全起见，周围还要建一圈墙——外面的一个大“囗”。何尊中那个“國”字的写法还没有外面这个大“囗”。这样的国当时已有很多，所以有了“万国”的说法。“万”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一个形容词，万国形容国之多。相传大禹在涂山（一般认为在今安徽蚌埠禹会区淮河东岸）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到夏朝，尽管国的数量仍不可能达到万，但肯定比大禹时代有所增加。

    商朝的统治范围和影响所及比夏朝更大，国的数量应该更多。随着国家形态的形成和强化，以及行政中心功能的完善，商王的驻地由不断迁移转变为长期稳定，成为最大、最重要的国。盘庚迁殷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一直在殷（今河南安阳殷都区）。殷虽然也是“万国”之一，但其地位与重要性已远在其他国之上，因而被称为“中国”。

    “中”本来是商人制作的一面特殊的大旗的名称，用作召集部众。每次召集时，部众都会围绕聚集在这面大旗“中”的周围，时间久了，“中”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含义。中国，就是万国的中心、中央，万国中最重要的一个国，也就是何尊铭文中的“大邑商”。所以周武王在攻克商朝的首都“大邑商”后，可以向上天报告，“余其宅兹中国”。

    不言而喻，到了周朝，周朝的首都——原来的宗周和新建的成周——就是中国，其地位高于万国，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直到东周初，中国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都”。    

    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强大的诸侯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相互争夺兼并，对因灾祸而亡的小国不再兴灭继绝，而是直接吞并。春秋时有名有氏的国还有一千多个，到了战国时已经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个附庸小国。周天子的实际地位已经降到了与附庸小国相当的程度，他的首都已不如七国中稍大一点的都城。七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比他拥有更大面积的土地、更强的实力。“中国”早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国，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都已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作中国。

    中国还被称为“赤县神州”或“神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实现统一，他的首都咸阳当然稳居中国的地位，而六国的首都和疆域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各自的“中国”概念也得以延续，所以整个秦始皇的统治区都成了中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琅玡台刻石中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这一广阔的疆域都成了中国。

    但秦朝的存在时间太短，这个“中国”概念尚未普及，在西汉前期还与传统、狭义的“中国”概念并存。狭义的“中国”相当于中原地区，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中国人民”即指中原的居民。一方面，“中国”就是汉朝的代名词，尤其是对外而言。   

    此后建立的中原王朝，自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无不以中国自称，无不以中国为本朝国号的代名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皇帝如何易姓，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从未间断。在分裂时期，分裂的双方和各方，只要有统一的愿望，或者为了取得合法性，都会以中国自居，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但当统一恢复，双方或多方都成了下一朝修正史的对象，即都被承认为中国。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统治了华夏，或者入主中原，或者统一全国，都必定会以中国自居，如西晋、十六国时期匈奴建的汉、前赵、夏、北凉，巴氐建的成汉，羯人建的后赵，慕容鲜卑建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氐人建的前秦、西凉，羌人建的后秦，乞伏鲜卑建的西秦，秃发鲜卑建的南凉；南北朝期间拓跋鲜卑建的北魏、东魏、西魏；以及后来的南诏，大长和，大理，渤海，契丹建的辽朝，党项建的西夏，女真建的金朝。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 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2023年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