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的延续与变奏

    宋人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记录了一个今人罕知的节日：“祥符四年正月，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在京禁屠宰九日，诏诸路并禁。”这样一个由皇帝下诏、国家背书、官方建构而横空出世的节日，出身不可谓不高贵，却很快没入尘世。

    与之对照，民间的六月六节俗却逐渐热闹生动起来，衍生出服豨莶（一种药用草本植物）、收瓜蒂、造神面、煎楮实、酿谷醋、回娘家、祭祀祖先、解暑宴游、晒衣晒书等，成为一个烟火气十足的传统节日。

    六月六这天，苏浙一带流行采食田间地头野生的马齿苋，认为可以禳解疫气。胶东半岛麦子成熟，人们用刚收获的新麦做成各种面食，是谓尝新；乳山等地的习俗则是家家户户蒸面兔，为兔子过生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遭遇的野兔之患及由此形成的兔神信仰。

    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贫居南阮的阮咸无物可晒，“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旁人问他，为何把一条上不了台面的粗布短裤晾出来碍眼？阮咸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同样有趣的是，东晋名士郝隆因不得重用，乃于“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七月七，魏晋名士晒出了自己的风度，也晒出了晒物习俗源自七月七的“身世”真相。

    直到明清之际，六月六晒衣、晒物的习俗才见诸文字。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载：“六月六日，晒銮驾，民间亦晒其衣物，老儒破书，贫女敝缊，反覆勤日光，晡乃收。”清朝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清代学者潘弈隽也作有《六月六晒书》诗：“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

    晒衣、晒书习俗被剥离出来后，七月七旋即“瘦身”为乞巧节，晒物节则“漂移”至六月六那天生根落户，遂有“六月六，晒红绿”之俗。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唐朝开始的气候变冷，引起夏季高温日前移；直至明清时期，六月六比七月七明显变得更适合曝晒衣物、书籍等。

    （《解放日报》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