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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七零后”作家徐则臣来到老舍剧场，为北京的文学爱好者详细讲解现代文学名家汪曾祺。徐则臣特别提到汪曾祺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年轻作家提出建议：可能需要补两门课，一门是古典文学，一门是民间文学。“这句话放在今天也非常合适，全球化时代，让中国故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让一个当下的中国作家能够跟老祖宗接上头，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显得更加重要”。
1978年，徐则臣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青湖镇尚庄村。父亲是村里医务室里的医生，原来在小学教书。家里的10亩田地，主要靠母亲一个人在地里操劳，每次丰收季节，丰收的粮食全靠牛车拉。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放牛、种地。“农村没什么娱乐活动，水就是我们的乐园，你可以去游泳、摸鱼、捉虾、挖藕、摘荷花，就是玩泥巴，你也得在水边。看的很多书都是传来传去，早就没头没尾，很多年之后才知道，那是《金光大道》《艳阳天》……他看的第一本完整的严肃文学长篇小说是《围城》，小时候每个假期都会重新看一遍。但在小学五年级时，已经把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了。”徐则臣回忆说，高二时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到高三开始写诗，“我真正想当作家，是在大一暑假，突然觉得作家是个神奇的职业，写作的诱惑很大。”
如今，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十几年前，他的工作是翻阅自然来稿，十几年后，他已经承担起杂志的日常工作。每天的工作需要打开邮箱，但他又怕打开邮箱，因为那里边动不动就是读者发来的几十万字长篇小说。就算文学身处“边缘”，“边缘”上仍然挤满人，翘首以盼。
从写作开始，徐则臣一直紧跟时代和社会变化，他为文学贡献了一组鲜活的文学人物，在文学里记录了70后这一代人完整的心路历程。从东海到淮安、南京，徐则臣最后落脚北京。对很多外地人来说，北京是一个巨大、开阔，同时也是冷暖交织、让人爱恨缠绵的城市。徐则臣先在未名湖畔的镜春园租平房，不到十平米一个月800块钱。房子是违建砖垒的，顶上是石棉瓦，没法隔热或保暖，也没有洗浴间，厕所在室外的。
那会儿，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出发，四处游走。上班则是坐公交车，穿越中关村再转北三环奔向农展馆桥边的单位。当他开始在全国文学杂志不断发表小说，有了稿费收入、经济条件好一些，他搬进了楼房，在北大西门外的芙蓉里和朋友合租，每天爬楼。在去西苑买菜的路上，他经常能见到办假证者、卖盗版光盘和假古董贩子，还有在北大旁听的流浪青年，在大街上卖苦力的农民工和人力三轮车。除了各种社会“边缘人”，更有大量心怀“北大清华梦”的外地考研大军。大量经济不宽裕的考研学生或社会旁听生，干脆就住地下室，或者直接租住大街上的旅社床铺，每月两三百块钱。
徐则臣是一位非常清醒的写作者，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够做出有清晰的规划，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不同的路口和关键节点，然后想方设法往前跑，找到正确的方法，一个个去实现这些计划。在写作上的苦心投入没有白费：两年时间里，他先后靠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拿到了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拿到了老舍文学奖；写大运河的长篇小说《北上》拿到了今年的茅盾文学奖。
这几年，徐则臣读《聊斋》《三言二拍》，在古典文学中得到文化滋养，同时也在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叙事资源。他想让写作与历史与文化传统接上头，寻找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地方，寻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在他看來，想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有这种独特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囯人跟别人交流，的确要拿出足够的、可供通约的那部分东西，让我们的表达跟别人之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这公约数越大越好，这是相互理解沟通的前提，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徐则臣说，“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启发，找到有用的，或者说看看有没有可能做点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
（《新民晚报》10.16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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