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不少留学生低龄出国,个体的国家认同、文化归属、价值取向等形成时期都在国外,加之国外负面舆情的不良诱导以及种族主义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等因素,容易影响到他们归国的主动性和适应性。
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弱化。湖南中共株洲市委党校(株洲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汤蕾认为,一方面,低龄留学群体长期缺席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游离于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外,对我国语言、历史和文化逐渐陌生;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他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习和了解他国的历史文化,接受他国的价值引导,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趋于弱化。
文化认同度低导致“反向文化震荡”强烈,回国适应性差。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讲师胡晓檬分析,反向文化震荡是指个体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重新适应、重新培养和重新融入自己的本土文化的过程。大量研究表明,越是在国外逗留时间长、对祖国文化认同越低,则越难适应回国生活。
对国际舆论分辨力差,易出现价值观偏差。西方媒体常常对中国进行偏向性报道甚至是不实报道,对中国低龄留学生的国家认同等造成不利影响。曾在墨尔本留学多年的小刘说,如果孩子在人生观、价值体系搭建的这个年龄段出国的话,会在言语上、思想观念上去附和或者是认同当地的大环境,久而久之其思维就会逐步西化,难以建立一个比较理性而牢固的辩证思维或者评判体系去比对中西方的一些差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建议,可以鼓励、扩大我国高中阶段的国际学校、国际班招生,让不选择直接出国留学的学生先进国际学校、国际班学习,接受“在地国际化”教育。与此同时,进一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倡导个性教育和多元化教育。
针对出国前、留学中和回国前三个教育场域,吉林大学博士王瑶建议,分阶段分层次实施低龄留学群体价值观教育。
在教育主体层面,加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留学前以思政课教师协同专业课教师为主体,加强行前立德树人教育培训;留学中以使馆工作人员带动公派教师为主体,强化留学生思想动态关注;回国前以学历认证人员对接学联组织为主体,以职业规划促进留学生再社会化。
(《半月谈》8.22 郑天虹 朱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