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写我们这代人

　　这些年，作家陆天明接续推出9部长篇小说，涉猎各种题材。他既探索过“纯文学”，也涉足过最大众、最通俗的影视话剧创作，还因《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反腐三部曲”和《省委书记》一书名声大震，与张平、周梅森并称为中国反腐写作的“三驾马车”。

　　10年前，年过七旬的陆天明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我有话要说。想告诉人们，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追求无私和崇高，与民众一起改天换地为己任。他们也为此付出过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陆天明说，“而我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写“中国三部曲”。花费5年写《幸存者》，又花费6年写《沿途》，第三部正在路上，共同讲述一代人跨越40年的命运——他们到底是怎样活的，为什么要这样活，又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这完全从我个人的经历出发的。每一代都有这样一批人。屈原为什么要跳江？谭嗣同、秋瑾为什么要牺牲？李大钊为什么就义？陈乔年被施以酷刑就是不屈服。每一代都有……但以我们这个形式追求理想的是绝无仅有的一代……”如今已80岁的陆天明越说越激动。

　　陆天明经历两次上山下乡。1957年，14岁的他特意改户口虚长两岁，从上海到了安徽，为的是“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后来因病吐血，回到上海养病。其间，他积极上进，当了街道团委副书记。到了1964年，一批又一批上海青年响应号召，支援新疆建设。

　　此时的陆天明，拥有两种人生可能。第一种，按照街道党委书记说的，动员其他青年去新疆，他自己可以不必报名，留下来努力工作，成为正式在编的机关干部；另一种，和那些热血青年一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边疆。他选择了后者。“我为什么要去？因为青春的冲动和激情，因为时代。”

　　因病回到上海那段时间，陆天明和一帮年轻人自发组织了一个“哲学研习会”，常常聚在公园里交流读书心得，还不定期研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中国该往何处去”“当代青年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家、国’二字在我们的生命中应如何安放更得当”，等等。

　　“写作时，那些过往、经历都冒了出来，经常是写着写着，眼圈就红了。”陆天明回忆说，他常常有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写作，是陆天明少时的理想。他从小爱读书，12岁时就有诗歌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过。他没读过大学，“我的‘中文系’是在图书馆上的”。当年，他从安徽回到上海养病，大概有一年时间，上午到街道团委工作，下午到图书馆看书。每天如此，雷打不动，“把图书馆所有俄罗斯文学中译本读了个遍”。

　　“关注中国人精神上的危机或困惑，呈现思想上的变化，是我写作的一大核心。当物质上富裕起来，灵魂该安放在何处？”陆天明说这也是他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他去大学讲课或演讲，经常会讲一个事例：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有一面墙，上面都是殉难志士的照片，每个人都很年轻，都是地下党员。当时，只要他们在自白书上签字，就会获得活下去的可能，但没有人签。“现在、今后，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陆天明反问道。

　　在文坛小有名气后，曾有人对陆天明说：“你们这代人已经走到尽头了，写作是没什么前途的。不可能再有什么大名堂了，往后就只能看你们的弟弟妹妹或下一代的了。”他不服，用3年时间探索实验文体写作，写出《泥日》。王蒙一口气读完，专门给他打电话，请他道歉，说“因为读小说不理睬夫人被批评了”；王安忆跑到他在上海的妹妹家，说“你哥哥写了一部好小说”；文学评论家陈思和评论他“用20多万字的篇幅写出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写的东西”。

　　王蒙说过，陆天明有一个充满悲剧感的性格，因为他有点像堂吉诃德，“忧国忧民，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年轻过，很年轻时就沉重地生活……但我们不会轻易地全盘否定自己。我依然有心中的理想，依然有需要坚守的东西。总有人要做些什么。”陆天明能做的就是写作，他曾经描摹过这样的自画像：一个独行者，背一把破伞在深山沟里踽踽踟躇。

　　（环球人物微信号 9.3 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