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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位在北京工作的女性，夏天、张娴和王静有着不同的工作和人生轨道。她们原本以为，孩子出生后，照看一段时间，生活就能回归正轨。然而，事实证明，照护孩子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为了让孩子得到高质量照护，三位妈妈选择自己办家庭托育园，她们见证了托育服务体系的从无到有，也因为托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道。
“只想找个地方共同养育孩子”
2017年，育儿的辛苦、工作生活无法平衡、家庭矛盾等等难题，摆在夏天、张娴和王静三位新手妈妈面前。三位妈妈不约而同开始寻找托育机构。
夏天说，自己那时对托育还不了解，只是凭感觉判断老师能否和孩子“快速建立联系，让孩子信任”。她最终选择了朝阳区一所家庭式托育园，那里的老师看起来很热情，和孩子对话自然，园里氛围轻松。
同夏天一样，王静和张娴选择托育，也是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后来，随着托育机构人员架构的调整、孩子数量的增加，王静和张娴发现照护质量大幅下滑，他们想换一家育儿机构，但发现附近没有。
如今，王静和张娴已经记不起来是谁提出办一所托育园，只记得听到这个建议时，两人一拍即合，她们叫上另一位妈妈，在一周之内就租好了房子。王静说，她们那时没有调研过市场，只是想着找个地方共同养育孩子。这也是夏天办园的初衷。
全新的育儿理念
2017年5月，王静和张娴租下房山区的一栋别墅，办起了托育园。在王静的想象中，托育园应该像家一样，有独立的院子，还带个小花园，可以供孩子们户外活动。一年多后，夏天的托育园也开张了。
三位妈妈的托育园都在居民住宅里。相比商铺，居民住宅的人流没有那么密集，租金更低，还有游乐设施、绿地，方便组织孩子外出。
她们定制适合婴幼儿尺寸的桌椅、洗漱台，将房间划分为生活区、玩耍区、睡眠区等不同的区域，又在屋里摆放上各种类型的教具。再招到老师，就能让托育园运转起来，但第一个难题就在这里出现——她们找不到专业的托育老师。
王静记得，她面试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幼儿园老师，虽然他们提供的月工资过万元，但对方觉得这里不稳定，没来。她们又面试保育员，发现很多人没有照护0-3岁婴幼儿的经验。
无奈，她们只能自己先学习照护知识，再培训老师。当时国内没有相关的培训课程，夏天四处打听，了解到有一门国外的婴幼儿照料课程较为流行。她找到一家机构，线下学习了一个月，王静和张娴学的也是这门课程。
夏天说，这门课程只是把她“领进门”，对她帮助更多的是匈牙利一位婴幼儿教育先驱的书。她把英文版书籍翻译成中文，带着老师一起学习照料孩子的具体方式。比如，喂孩子吃饭时，不能“追着孩子喂”，把饭塞到孩子嘴里，而应该把勺子放到孩子嘴边，邀请他愉快进食，如果孩子不愿意也不强迫。孩子玩耍时，不能总是扶着他走路，那样“孩子不知道如何在环境里自我保护”，更好的方法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自己摔，“一旦摔跤之后，他会慢慢学着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抓着大人”。
在夏天看来，这种照护理念的核心是“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尊重每个孩子的差异性”，“家长之所以觉得孩子难带，是因为试图控制孩子，认为只要发出指令，孩子就应该像他想象的行动，没那样行动就有问题”。
夏天还去过日本的托育园考察、借鉴经验。她发现那里的托育园很注重孩子的情绪，有的托育园让孩子每天分享昨日的心情、经历的事情。还有的为了缓解孩子刚到园里的焦虑情绪，给孩子一个中间是镜子的白板，让孩子在镜子周围贴上喜欢的东西，从而体会一种被包围的安全感。
除了尊重孩子，夏天觉得，老师应该足够了解每个孩子。她形容，如果一个老师对孩子不够了解，就像普通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只能看到星星闪，但不知道每个星星来自哪里，为什么这么闪。一个成熟的育儿老师应该像天文学家看星星一样了解孩子，“知道每个星星是什么，在哪个轨道运行”。
这对老师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夏天说，理想的模式是，她带出一批资深老师，这批老师再带新老师，形成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但实际情况是，托育园持续面对各种危机，老师们不断流失。
社会观念有待进步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首次为0-3岁托育服务行业提供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不过，处在居民区的托育园难以办理营业执照，这为家庭托育园的运营埋下隐患。
2019年，有居民向物业投诉，称王静和张娴的托育园开张后，门口的车辆增多，导致道路拥堵，要求物业处理。物业要求托育园搬离，王静和张娴不肯，被告上法庭。
2021年，她们遭遇了更大的危机，起因是一个小孩撞到木质桌子角，眼部缝了几针。为了表示歉意，园里退还了家长两个月的托育费用，又让老师轮流去孩子家里照护。但家长不满意，要求赔偿20万元。
她们希望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赔偿，但家长没有出具相应书面材料，而是四处投诉托育园。王静回忆，那段时间，先是警察两次上门，说接到举报有人虐童。还有相关部门接到投诉，称他们的公司异地经营、不开发票。“家庭园在住宅内无法注册公司，为了给老师们上保险，不得不把公司挂靠在朝阳区一个公司下面。”王静解释。
2021年春节过后，当地工商局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她们搬离住宅。张娴和其他几位合伙人商定，将家庭园搬到房山区的一栋商业楼里，租下700多平方米的店面。
夏天的托育园也遭遇过三次投诉。为了存活下去，夏天请家长联合签名，证明自己不是“非法经营”，也上门向邻居赔过罪，请求对方撤回投诉。几次投诉下来，她觉得“像夹缝里面的老鼠一样四处逃窜”。
2020年春节，夏天的托育园进入收支最理想的状态，继续运营半年，就能收回成本，然而，疫情来了，她将托育园关了大半年。令她最心痛的是，培养多年的老师从此流失。
2020年年底，夏天本想去别的幼儿园当园长，一边照看自己的孩子，一边还债。这时，一位之前认识的妈妈提出合伙办一家托育园。为了合法经营，她在北三环一处住宅小区里的商业用地办了社区办园点，接收0-6岁的孩子。
社区办园点的员工费用支出很大，收入抵不上支出。张娴的托育园也一直在亏损，搬到商业区后，托育园的房租高达每月7万多元，招到的学生却没有增加。为了招到更多孩子，张娴尝试和企业、小区对接，向家长宣讲，但效果并不理想。
夏天觉得，送托的阻碍一部分来自社会对于母亲的传统期待，“大家天然认为，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期待母亲生完孩子就能把孩子奇迹般养好。”
长时间观察来考察托育园的妈妈们后，夏天发现，最终能把孩子送过来的妈妈大多在家里有决策权，而那些想送却没送的妈妈主要是遭到家人反对，还有的妈妈担心孩子在园里受伤，不敢送。在夏天看来，当一名女性成为母亲，养育的责任便天然转嫁到了她的身上，她的付出往往与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不成正比。
如果没有办托育园，夏天有可能在一个咨询公司做高管，拿着高薪。但这些年办托育园，她因为托育园资质问题“东躲西藏”，还欠下债务，只能借父母的钱弥补亏损。但她并不后悔办托育园。她认为，“教育是无价的”，“孩子获得了我们觉得最理想的一种教育”。
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规范“家庭托育点”建设，指出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
这意味着，家庭托育模式未来将走向合法合规。尽管未来家庭托育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夏天和张娴都觉得，无论如何，家庭托育模式又向前迈了一步，她们决定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
（文中夏天、张娴、王静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8.23 尹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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