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理解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从理论来讲，主体性是一个哲学范畴，指的是人在实践活动中与对象性客体形成的关系、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性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可以从文化建构主体性、文化内核主体性、文化方法主体性三个层次理解。

    文化建构主体性

    文化建构主体性指的是文化建构者的主体性，是由谁来建构、由谁来发展文化，最终要服务于谁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主体性体现在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在由古至今数千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主创者的重要作用。

    坚持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主体性，就是要始终把文化建设权、创制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因为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社会、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心声，知道中国老百姓所思所想，说出他们心里的话，创造他们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建构让中国老百姓舒畅生活的文化制度和文化环境。坚持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主体性既不能食古不化，因为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是当代中华民族，当代中华民族创建的文化就要符合历史现实，符合时代需要，适应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需求。当然，更不能食洋不化、盲目照搬。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和适用性，盲目照搬外来文化既会水土不服，让人民群众反感错愕，最终也会割裂文化共同体，这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坚持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主体性的原则。

    文化内核主体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自三皇五帝夏商周乃至历代至今，道儒法墨阴阳等百家汇流，加之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尽管其形态不断随着时代改变，但中华文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内核，是这个内核决定了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不是。

    这一内核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就是“道法礼教和同”，这既是中华文化的内核，也是其发展演变的传承轴线，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社会观和历史观。道既指万物的本体和规律，如《道德经》讲道生万物，也指人所追求的真理正义和应该践行的道路。法是秩序，不仅指国家规定的正式法律，也指伦理纲常的秩序。中华文明自形成以来就非常注重秩序体系，周公作《周礼》，周穆王颁《吕刑》，形成了人类社会早期的制度文明。礼是法的延伸，不仅指正式的社会礼制，而且贯穿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规范。孔子在《论语》中言，“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失之险也”。教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方法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用教替代伐，认为万物众生都是可以被教育的，所谓“有教无类”“教先于刑”。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中华文化认为万物一体，万物众生并行不悖，友爱和睦，和就是中庸，就是包容。同是中华文明自古至今的共同理想，谓之大同，用孔子的话讲，大同的特征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再有私心，所有人都能人尽其能、各有所养。

    文化方法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根本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欧洲，但其核心方法论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是汲取人类共同文化精华的产物。在不断发展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早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核并行不悖甚至一脉相承，发扬光大。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方法主体性，根本上是要解决服务谁、为了谁，采纳什么、扬弃什么的问题。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根本上认为文化的建设是为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服务于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崇高理想。

    （《学习时报》8.14 何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