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公园

    今天，公园是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公共空间。但是在100多年前，它是全新的舶来品，被当作最现代的西方都市文明的象征引入中国。

    北京地铁有个“动物园站”，当时这个动物园叫作“万牲园”，它就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公园。

    晚清的时候，万牲园是非常“洋气”的，引入了大量异域风情的建筑和现代设施。比如其中的来远楼，第三层有一个旋转式的楼梯，里面设有番菜馆，也就是西餐厅。万牲园里的咖啡馆叫“西洋茶馆”，是一个新式的玻璃厅，一共有800扇玻璃窗。有位士大夫这样写道：“一盏噶飞消宿食，胜游疑到大西洋。”意思是一杯咖啡下肚，一瞬间好像来到了西方。晚清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些带有仪式感的体验，去领略公园背后所代表的西方文明。

    清末时，清政府派了五位大臣出洋考察西方的“导民善法”，他们回来报告了四件事，分别是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和万牲园。这四件新鲜事物在中国付诸实践时，被统统归于公园的框架中。

    公园其实是19世纪中期西方为了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问题而发明的产物。当时，公园是现代市政规划的中心，被视为“都市之肺”，可以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净化都市居民的身心。比如在巴黎，市长奥斯曼开设了大量的公园绿地以及林荫大道，以致有人评价说，绿化对奥斯曼而言是一项政治。在美国，“公园之父”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是社会道德改革的利器，可以控制犯罪，纽约的中央公园就是他的杰作。

    因此，公园从诞生之初就承担了教化的功能，这与清末民初的启蒙价值观不谋而合。在启蒙者眼中，公园可以培养不同于“东亚病夫”的身心健康的中国国民。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甚至说：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浑浊，理想污下。

    公园承担了启蒙的使命，因此，北京早期的大部分公园都设有公共图书馆、讲演厅、陈列所、博物馆、音乐堂，还有公共体育场，德智体美全部包括。    

    民国进一步延续了清政府的思路，发起了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把很多清朝的皇家园林改造成公园，向公众开放。比如，社稷坛于1914年开放，被命名为中央公园。先农坛于1915年开放，初名先农坛公园，后更名为城南公园。天坛于1918年开放。太庙于1924年开放，被命名为和平公园。地坛于1924年开放，初名京兆公园，后更名为市民公园。北海、颐和园、中南海分别于1925年、1928年、1929年开放。

    和上海租界区兴建的西式绿地公园不同，北京的公园都是在清朝皇家园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风景情致完全是中式的，但是内在精神又是极其现代的。比如北海公园内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根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图书馆外部是宫殿式的，但内部完全是西式的，比起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

    除了引入大量的现代设施，早期的公园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规范，事无巨细地教导公民如何得体地使用这些公园空间。比如，不可以大声喧哗，不可以赤身裸体，不可以向动物投喂食物，也不可以攀折花草树木。

    传统中国是缺乏公共空间这个概念的，因此也缺乏与之相应的在公共空间中适宜的举止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公德”。从万牲园开始，公园就承担了这种培养公民道德的责任。

    当时，除了公园以外，北京还有另一种独特的娱乐空间，以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为代表。这种从上海引入的综合性的娱乐空间，象征了一种尚未被现代公园理论覆盖的公共游览地。

    和公园里那种受知识分子青睐、带有启蒙功能的格调不同，新世界设有女戏场、说书场、杂耍场，都是面向平民趣味的，餐厅里卖得最好的是牛肉面。城南游艺园的氛围也是混乱、嘈杂的。茶房有个绝技，把热毛巾从一楼扔到二楼，如果扔中了，大家就一片叫好声，根本不管台上还在演出。所以，除了个别对于平民趣味非常体贴的作家，比如老舍、张恨水、林海音，很多新文化人是不太看得上城南游艺园的。

    （《解放日报》8.11 林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