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的利弊

    ■施一公

    就自身经历而言，我既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也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记忆中，我初三开始拼命学习，几乎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11点，除去吃饭的时间，其他时间都在听课和做题，对各类题型融会贯通。尽管我对数理更感兴趣，但是为了高考，我不敢偏科。高中三年在河南省实验中学一共11次期中、期末、毕业考试，我9次获得年级总分第一，语文、政治靠死记硬背也都几乎满分。应试教育跟着我走完了4年大学。在美国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期间，我一度跟不上生物课的逻辑，成绩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但应试教育打下的坚实数理基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恢复了信心。

    2002年，我35岁。这一年，我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正教授的职位。也许是因为已经到了职业和职称的目标终点，我有些惴惴不安，失去一部分前进的动力，也开始反思过去5年，甚至从攻读博士开始的心态和思路。此后5年，我逐渐对应试教育有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一个在我潜意识里被回避的结论：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深入我的骨髓和每一个细胞，即便在博士毕业之后的独立科研生涯里，我仍然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不自觉地回避前途不明的前沿方向，而常常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

    2008年，刚过不惑之年的我全职回到母校清华，教书育人，研究探索。这一年，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科研上，我的实验室用很小一部分力量延续来自普林斯顿的科研课题，而把大部分力量投入崭新、高风险、没有任何成功把握但激动人心、令人痴迷的研究方向。其中第一个就是与阿尔茨海默病息息相关的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这一结构的解析也许会为人类理解和最终征服阿尔茨海默病提供重要线索；第二个是真核生物剪接体的结构，这是真核生物中心法则中重要的一步，理解其分子机理需要弄清楚其结构；第三个是真核生物核孔复合体的结构，这一结构与剪接体结构并称整个结构生物学的两大世界性难题；第四个，也是最雄心勃勃的课题是量子生物学的一个关键分支——人体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

    打破应试思维禁锢、踏入科研无人之地的挑战比我想象的还要大。2008-2011年连续4年，4个主要方向几乎全部折翼，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相对保守的延续类课题却一帆风顺。

    多少次内心的焦虑和挣扎之后，我坚定信心，告诉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往直前地探索！吃了很多苦，走了不少弯路，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四个方向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回望大学毕业后30年的科研生涯，我深刻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利弊。如果带着现在的思考，让我重新走一遍过去的30年，我极有可能在博士后期间就选择跨学科的实验室，接受崭新的研究领域的训练和挑战。需要说明的是，我这种刻骨铭心的体会绝不是全盘否定应试教育，更无法否定应试教育的鲜明优点。但是，应试教育赋予学生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固化思维，很可能对其今后从事最原创的科研、挑战前沿的问题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 中信出版社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