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死学的探索者,年近70的陆晓娅有很多身份:新闻人,心理、教育和公益工作者。退休前,她是《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曾获韬奋新闻奖。
数十年来,从创办中青报“青春热线”,到退休后与朋友一起创建公益机构“歌路营”;从“第二次退休”回家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到走入安宁病房担任心理支持志愿者……她始终在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探索如何直面死亡,更好地生活。
和年轻人讨论死亡
陆晓娅人生中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在15岁时,遭遇好友连连的死。
那是1970年的夏天,她和连连到陕北插队的第二年。一场疾病让高烧不退的连连登上返京的列车,随后,永远消失在她的世界里。在父亲寄来的家信中,陆晓娅第一次知道了一个词——“夭折”。
那是陆晓娅最好的朋友,陆晓娅去陕北插队也是因为她。然而,连连最后死于陕北感染的伤寒。
1998年她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林孟平教授,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系统学习心理学,并一口气从硕士班读到了博士班。“上学那一段时间很艰难,孩子小,先生在国外,工作也不能耽误,压力真的挺大。”她说幸亏当年要强,为自己的后半生做了最重要的一笔投资,这些都成为了她退休后的“转型资产”。
2010年前后,北京师范大学邀请陆晓娅来学校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但当时的她忙于公益机构的工作,也没有考虑好用什么形式开课最适合校园里的年轻人,直到2012年,陆晓娅又想起当年的邀约,于是决定用可观、可感的电影作为思考和讨论的素材,以激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给课程起名“影像中的生死学”。
没想到选课名额不仅“秒光”,还有不少来蹭课的学生坐在教室门口不走,更有一些外校学生奔袭过来,就为听一堂闻所未闻的“生死课”。
除了播放影像,陆晓娅还会在课堂上设计一些游戏环节。从一开始无人提问到后来讨论停不下来,她发现“学生不是不会提问,而是在平等对话的氛围里才有了表达的欲望”。
“生死课”让同学们学会用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沟通交流,相互启发,相互激荡。播放《泰坦尼克号》影像时,学生们的讨论让陆晓娅兴奋。
“‘妇女儿童先走’是约定俗成的吗?”“如何让下船更有秩序,还可能怎么走?”“头等舱先走,还是经济舱先走?”“如果我是妇女,我不想先走呢?”陆晓娅笑问记者:“你不觉得有意思吗?生死课不是只谈死亡,发散的思维下,这种讨论开始有了意义。”
感悟“触抚”
55岁从中青报退休时,陆晓娅完成了一个心愿:创办一个旨在服务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公益机构“歌路营”。
“对不起了,我只能干5年,因为我妈妈的认知症已经发展到快要不认识我的程度了。”5年后,陆晓娅转身、挥手,向共同创建“歌路营”的伙伴们道别。
2007年,母亲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之前,陆晓娅从没想过,那位曾经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能讲一口流利法语,参与编纂过一部《法汉大辞典》的妈妈,有一天会倒着看报纸,会被邻居“投诉”:“你妈妈又把锅烧糊啦!”
她很喜欢“触抚”这个动词,触及心灵、抚慰伤痛,带着温柔的力量。帮妈妈洗澡擦背的过程,让她有机会触碰母亲的身体,亲眼看着、亲手感受着妈妈的皮肤从开始的光滑有弹性,慢慢变得干枯消瘦、皱纹密布,她心底渐渐滋生出一种怜惜之情。
“这怜惜每每在我给她涂润肤露时开始变得强烈”。在书里,陆晓娅描述得很动情,“我的手触抚着妈妈的身体,一点点把润肤露涂匀,再轻轻地揉进她的皮肤里。我好像不再仅仅是为了减少皮肤的干燥而给她涂润肤露,也把我的怜惜之情,一点点地揉进这个躯体中……让我手中的温热,慢慢地捂,慢慢地捂,捂热这颗缺少情感滋养的心吧。”
陆晓娅自己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她曾出过车祸,腰椎压缩性骨折,还因为乳腺肿瘤做过手术,“给妈妈当妈妈”实质上变成了“小老人”扶着“老老人”在磕磕绊绊中前行的苦旅。后来,陆晓娅和弟弟、妹妹一起,为妈妈找到了一家离三个孩子足够近,且有认知症老人护理经验的养老院。
认知症的晚期,妈妈已经不再认得陆晓娅,不能回应儿女的呼唤。更令她和弟弟妹妹难以接受的是,母亲开始保持低头的姿势,她的脖子好像忽然不能挺直,“仿佛一夜之间,妈妈就决定再也不抬头正眼看这个世界了。”
告别的时刻还是来了。2019年末,高龄体弱的妈妈突发心梗。母亲走得很平静,陆晓娅和妹妹亲手为母亲穿上事先选好的丝绒旗袍和点缀着红花的丝巾,作为妈妈89岁人生谢幕时的“礼服”。
从此之后,一直研究生死学的陆晓娅对尊严死的概念有了切身的了解。与至亲告别,像一堂更为深刻的“生死课”,让她产生了尽可能帮助更多人“体面离场”的念头。
病房里的“体面离场”
研究了这么多年生死学,陆晓娅知道,走出课堂,“死亡”两个字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是种“忌讳”。不少养老院会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位老人从我们这里‘走了’”为荣,陆晓娅疑惑:“不从这里‘走’,该从哪里‘走’呢?一定要从医院的抢救室吗?”
从2021年7月开始,每周一、周四两个整天,陆晓娅要坐50分钟地铁,赶到医院的安宁病房,以心理师的身份为行至生命尽头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志愿服务。她所做的事非常具体实在,比如协助老人立下遗嘱,让他们在意识尚且清醒的时候,决定自己的身后事。
在安宁病房,陆晓娅遇到过一位患有肺癌合并哮喘、需要持续吸氧的老人。老人晚年一直独居,得病之后,因为担心“睡着睡着人就没了”,常常害怕得整夜不肯合眼。陆晓娅来到他的病房,看到他疲惫的样子,就想,“今天如果能让他和护工都踏踏实实地睡一觉,哪怕只是半个小时就行。”
她像当初哄妈妈时一样,将老人的手放到自己手中。她让他闭上眼睛去想象,想象自己回到了深爱的东北故乡,回到雪后空气清新的童年,“深呼吸,把这凉凉的空气深深地吸进去……”她平静和缓的叙述充满安全感,让老人暂时放下了心中的焦虑,“没一会儿,我就听见他和护工都开始打呼噜了。”陆晓娅觉得很有成就感。
2022年,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剧作家刘树纲因为肺腺癌转移,住进了陆晓娅服务的安宁病房。家属送给她一本刘树纲先生的剧作集,她发现了一个细节——作家史铁生双腿残疾后第一次出远门参加笔会,就是刘树纲背着他走过一节节车厢,坐上火车的。
再去病房,陆晓娅弯腰贴近刘树纲,默默地诉说。已经病重的老人家,思绪似乎忽然被“激活”,陆晓娅听到他说,“我……我……我是刘树纲,我是好人。”
“‘好人’,两个简单的字。可是,在经历一生的风霜雨雪后,多少人能问心无愧、如此笃定地宣布自己是个好人?”陆晓娅再一次贴在刘树纲耳边说:“您是好人,您不仅有才华,做人也做得特别好。”这一次,刘树纲停了一阵,艰难地说出:“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还没有走完,如果有时间,我还要继续走……”
“一个人能在生命快要结束时,肯定自己是个好人,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事。”为了帮助病房的患者完成这些重要的事,陆晓娅愿意花时间去观察、去倾听、去阅读、去交流。
(《新华每日电讯》7.7 强晓玲 雷琨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