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

    孟子以“性善论”为出发点，宣扬“人皆可以为尧舜”，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为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树立了标杆。

    “大丈夫”在“气”不在“形”

    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是否称得上是“大丈夫”，与其身材外形无关，而是取决于是否具有“浩然之气”。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作为门徒的公孙丑曾请教过孟子——“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对这个问题，孟子的回答是：“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按照孟子的解释，“浩然之气”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作为一种“气”，它是最浩大也是最刚强的，用正直去涵养这种“气”并且不加妨害，它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因此，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并非天然存在于自然界的精气，不是简单易得的固有存在，而是需要人在主观上努力才能形成的正气。这种“气”，根源于人内心的善，要通过人的自我修养进行涵育和蓄积，并且“配义与道”，才能形成充盈于人体之内的浩大正直之气。从本质上讲，“浩然之气”是一种至大至刚的人格力量，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想要成为“大丈夫”，必须涵育和蓄积这种“浩然之气”，只有真正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称得上是“大丈夫”。

    大丈夫“配义与道”

    那么，“浩然之气”怎样才能涵育和蓄积出来呢？孟子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做到两条，即“以直养而无害”和“配义与道”。“直”，即“正”也。孟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刚直守正、心底无私，并且把这种品质内化为精神信仰，做到“持志养气”，才能最终形成较高的境界。受孟子这一思想的影响，崇正尚直由此成为中国人人格修养的追求目标，而正直不阿则被视为一个人最为可贵的德行。只有具备了这种德行，才配称“丈夫”。

    孟子在讲“以直养而无害”的同时，还强调了“直”绝不是莽直古板，而要“配义与道”，也就是要合乎正义和正道。他认为，如果不能用“义”和“道”来加以修养，“气”就会走样变形，所形成的就是一种疲软败坏的“馁气”。而一个人身上一旦形成了这种“馁气”，就无法在各种境遇下始终保持内心的坚定与平和，也就无法具备成为“大丈夫”的可贵品格。

    “大丈夫”舍“生”而取“义”

    “义”在孟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孟子看来，“义”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实现人之为人基本价值的正路。他认为，人要实现其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就必须在面对各种诱惑和抉择时，能够坚定地做到唯义是取。在孟子心目中，唯义是取是“大丈夫”必备的崇高人格。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明确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诉我们，一个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应该为义而生、为义而死。虽然生命是我们所应该珍视的，但是如果还有胜过生命的道义在，当道义和生命不能两全时，绝不能以牺牲道义来换取生命的苟安，而应该慨然地选择舍生取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是“失其本心”，也就不可能成为“大丈夫”。因此，在孟子看来，只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并且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

    在强调唯义是取的同时，孟子还认为“大丈夫”必须要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既源自刚直不阿的气节，也源自“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担当意识。

    （《学习时报》6.16 朱保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