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应对“一老一小”利于农村家庭再生产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农村城镇化有典型的渐进特征，即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取得一定成就，有了经济社会基础后才在城市安家。但最近十年左右，普通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年轻人在没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也在短时间内进入城市生活。在笔者调查的很多地区，有一套城市商品房是缔结婚姻的前置条件，男方提供20~30万元的彩礼也是普遍情况，两者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父母为年轻人购置住房、提供彩礼，是财富的代际转移，是年轻家庭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只不过，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年轻家庭再生产的门槛迅速提高。一些农民家庭通过延长父母的代际责任来解决年轻人的生育问题，如父母得为年轻人带小孩，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

    客观上，当前普通农民家庭只有举全家之力，才能解决在城市安居和结婚、生育、养育等家庭再生产的一系列问题，这导致有限的家庭资源只能优先向下配置，其结果是，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更为严峻。概言之，过去农村养老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中的反馈模式，父母年轻时抚育小孩，小孩长大了赡养老人。但现在的老年人，年轻的时候抚育了子女，但年老后其子女因为要支持孙代而无法有效履行赡养义务。

    有效应对“一老一小”问题，是解决农村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前提。在“一小”的问题上，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当前，大多数农民家庭进城，主要落脚在县城。但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并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地方政府往往将县域城镇化当作土地财政的杠杆，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配置吸引农民进城，但农民却因收入有限、房价较高而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减少农民的进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配置的公平性，从而降低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成本，很是关键。

    在“一老”的问题上，关键是要激发农村的制度优势。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存在一种“自养秩序”，即低龄老人通过简单的农业劳动以及积蓄，再加上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基本上能够自我解决生活问题。今后，乡村治理的重心应该是建立更为完善的养老服务系统，如村级组织要积极构筑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体系，让农村成为“低消费、高福利”的退养之地。

    （《北京日报》6.19 吕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