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先生挟着墨迹未干的“口述自传”,优雅地一转身,化作一片白云,融入蓝天,与自然同在了。先生是福人,期颐之年成为人文电影《西南联大》的主要口述者之一,又以一百零三岁高龄出版《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可谓凤毛麟角。
本文作者是南京的一位老编辑,因编辑出版杨苡先生的作品与之结缘,继而成为忘年之交。他日前撰文,深情回忆与杨先生的交往,感佩先生如静水长流的胸怀与格局。
就像回家看老母亲
先生生于簪缨之家,是衔着金钥匙来到人世的,然而她却又是地道的市井布衣。她虽以译作《呼啸山庄》享誉天下,在大学任教一辈子,却连个副教授衔都没有,生不逢时也,确切地说是先生“不屑也”。赵苡先生的大女儿告诉我:那年妈妈正在办退休手续的当口,高校开始评职称了,学校的领导劝她再干一学期,等评完职称再退,那样名义上好听,经济上又实惠。妈妈不肯,她说我既然在办了,怎么能为了评职称赖着不走呢。
2018年中秋后的一天,我偕内子到杨府,给她拜节,聊了一个时辰后我们告辞。先生颤巍巍地立身送至门口,忽然对我说:“我将来死了,肯定有两个人会写悼文。”此语一出,我一时无言以答。她笑着指了指我说:“你肯定会写。”我报以傻笑。
记不得是何年何月,我第一次叩开杨先生家的门。只记得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杨苡便说:“欢迎、欢迎。”先生的寓所,是南大60年代的建筑,三层。她住一楼,浅灰色的围墙显得典雅,有点儿民国遗风。铁栅栏门里锁着个清静的小院,有棵石榴树和零星花草,花木扶疏,多为自然状态。
早年拜访都是电话预约,一按门铃,阿姨小陈便来开院门。杨先生立在屋门口,堆着一脸灿烂的笑容,像是迎迓,说:“来啦!”有一次小陈不在家,先生颤巍巍地下台阶,蹒跚着来开门,边开边说:“我家的门是不上锁的。”又指着门铃摇摇手,示意不必按铃,把手伸进栅栏门,一拔插销就可以了。自那以后,我就“倚小卖小”起来,拜谒时都是自己动手。再以后,有时路过匆匆拜访来不及电话预约,敲门后长驱直入,就像回家看老母亲似的任性。
记得在这小院的土花坛上,我不止一次来翻拍过杨宪益先生的资料、图片,也翻拍过丁聪为杨宪益绘的《祝寿图》。记得那图嵌在镜框里,拍照时反光,我让同事吴晓梅捧着,翻来覆去折腾老拍不好。先生看着着急,边用手比划边说:“干脆把镜框拆开。”我说怕弄坏。先生说:“没关系。”
自称民间老妪
先生为人处世谦逊、低调,更有大慈悲。先生始终自认为是个平凡的民间老妪,不是什么名人。一次,有位生客来访,我恰在侧,客人称她为杨教授,她马上更正:“我不是教授,我只是普通教师。”先生凡事喜欢替别人着想,她每给我一篇稿子,都要叮嘱再叮嘱:“你看有什么犯忌的地方,干脆删掉,千万不能给你们添麻烦。”而她对别人的错误,却十分宽容。记得《百家湖》某期,刊发一篇赵瑞蕻(先生的老伴)教授上世纪60年代辅导南大中文系学生诗社的稿子,配图时,责编张冠李戴,错把屠岸先生的头像当作赵先生的配了上去,我也没有审出来,刊出后才发现,我愧疚得无地自容。带着责编持刊上门负荆请罪,本以为先生会发火或不高兴,不料先生看后淡淡一笑,对我说:“没关系,也难怪,你也没见过赵瑞蕻,下期发个更正就行了。”一句暖心话,说得我们感愧交并。
先生幽默。赵瑞蕻教授去世后,她遵其遗嘱,把家中大部分藏书捐给赵先生的故乡温州大学图书馆,2018年这批书不知何因流入“孔网”,我买了一本赵瑞蕻签字本《艾青诗选》,赵先生原有题字是:“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书亭购得此册,大快,以为纪念也。阿虹记,1979年10月底于北京。”我持此书给杨苡看,先生瞥了一眼,诙谐地说:“温州人会做生意。”我请她题几个字作纪念,她挥笔写道:“此书转了一大圈,又被昌华兄购得,感激万分。杨苡2018年圣诞节。”
先生善解人意。家中的保姆小陈是住家全陪的,先生百岁行动生活尚能自理时,凡自己能做的事,她不劳小陈动手,因此小陈下午有段较长的空闲时间。为改善小陈的经济状况,先生主动提出,叫她下午到街坊邻居家去做钟点工。此举也带来一些不便,以至有突然来访的客人,先生必须自己手扶助行器去开门,我就遇到两次,真为先生提心吊胆(她跌过,骨折过)。我多次提请先生,不要让小陈再外出做钟点工了。先生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成了她的口头禅。
先生讲究礼数,一副老派作风。客来立门迎,客走瞩目送。她曾对我说,你们来之前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后来我才明白,先生卧床时间多,有客来访她必须做点简单梳理,以示对来客的尊重。小陈阿姨被先生调教得也很有素养,来客一到,立马上茶。
小院的门关上了
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我数次电话表示要去看她,先生以疫情为由婉拒。我只得将备好的挂历、贺卡之类,用快递邮去。大半年未见先生,很是想念。我打电话给小陈,她回我:“奶奶不让。”我心想这回不让也得让,我偕内子强行前往。恰小陈外出做钟点工了,门不得开,我走“后门”终于见到久违的先生。先生不让我来是真,我来了她高兴那才更是真。那天先生兴致极高,谈笑风生。因她晚年不喜欢与人合影,听说前些时候陈虹、邹小娟、邓小文合伙去看她,要合影,先生不干。这次我也不敢提照相的事,只在她与内子聊天时偷拍了一张,时为9月18号,孰料这竟是最后一张。
11月22日,赵苡的女儿告诉我:“妈妈的‘口述自传’已出版。”说她刚见到样书,夸出版社下了血本,做得十分精致。她又说:“我妈妈在有生之年还能看见这本书出版,真是件幸事,等书出来,妈妈一定会送你一本。”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我马上用红纸写了一张“喜报”发到朋友圈:“恭贺杨苡先生口述史出版。”
我是一个性急的人,读书总想先睹为快。我也不乏人脉,一个电话,次日便收到该书责编魏玮快递来的《杨苡口述自传》,编号竟是“0007”。
疫情肆虐,很多人感染了,先生亦不能幸免。岁末住院,我无法向她贺年,将她的一首小诗抄在大红纸上,拍成照片,发给小陈阿姨,请她让先生看看,让老人家高兴一下。先生诗云:“人之一生,命中注定。死者已矣,生者犹生。有信上帝,有信神灵。爱情不朽,友谊长存。”
静水深流,先生的胸怀与格局非一般人想象,她继承津门杨家喜欢“捐”的传统:抗战时,她母亲曾为前线将士捐寒衣;抗美援朝时,她哥(杨宪益)捐了架飞机;她收藏的巴金的信、沈从文的字等早捐上海图书馆了,如今她把她的“千岁楼”——那座花木扶疏的小院,慨然捐给了南京市作协,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先生走时我不在南京,没能送行,奉上一份菲薄的奠仪,也被亲属退回,只能以一只花圈聊表寸心。4月18日,赶在故居捐出前,我独自到先生的小院,请同生兄(先生的大女婿)带我进先生的故居内,拍了一组先生遗物的照片和一段小视频作纪念。
杨苡先生家小院的门关上了,而先生风雅风度风骨和风范将垂之久远。
(《北京青年报》6.14 张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