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在这两个群体里,近年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不仅用于指代学生学习和基础教育,也常用来描述成年人的奋斗,不论是求职还是完成任务。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乍一听是有道理的,所以被很多人奉为圭臬。想想看,不管是100米的短跑比赛还是42公里多的马拉松,运动员们不都很重视起跑吗?于是,做父母的把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一再提前,从怀孕就开始了,经过小学努力、初中刻苦、高中冲刺,终于高考一举中的,父母欢喜,邻居羡慕。这种公式化的完美人生成为无数中国家庭的奋斗动力。
且让我们退一步想想:在比赛中,起跑的瞬间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成败的是能否率先撞线。即便是100米比赛,起跑领先的选手也常常在途中和冲刺阶段被对手超越。相对而言,中长距离比赛的起跑就没那么重要了,常常出现跟跑选手在后程发力超越前半程领跑选手的情况。至于马拉松比赛,最艰难也是决定胜负的是30公里以后体力到达极限之后的策略和坚持。
马拉松比赛尚且如此,对于人生这场充满无穷变量的“超长马拉松”,“起跑线”的影响更不是决定性的。后半程同样重要,在没有父母师长鼓励督促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信心和内驱力尤为重要。我实验室两位博士后的故事则诠释了自身坚持的意义。
第一位博士后是我经常在演讲中提及的柴继杰。他比我还大一岁,高考成绩很一般,1983年于大连轻工业学院(现大连工业大学)造纸专业学习,毕业后去了东北一家造纸厂当技术员。但他不服命运安排,在工厂工作之余刻苦努力,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项目,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初,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初创实验室,在全球招聘博士后,柴继杰的简历在70多位申请人中排在后半段,但我非常看重他从造纸厂技术员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后这段异乎寻常的奋斗史。在我看来,这样起跑严重落后、后程全力拼搏的人很可能会有大出息。于是,我坚定地录用了他。当他于1998年下半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已经32岁半了。当时在我实验室的所有博士生、博士后里面,继杰的基础是最差的。但在所有人中,他的毅力是最强大的。
经过5年奋斗,继杰成为我实验室最优秀的成员之一,2004年,成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最早的一批研究员之一,领导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后来成为清华大学长聘教授,2017年成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德国洪堡讲席教授。
如果说继杰好歹是受过完整正规教育的,那另外一位博士后的故事则更为传奇。他叫李平卫,也比我大一岁,出生在陕西农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不同的是,平卫没读过本科。他在中专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回到中学教书,但他一路自学,竟然考上了北大的硕士研究生,继而完成了博士生学习,于199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2001年,李平卫申请到我实验室继续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已经先后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美国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做了5年多博士后,为什么还要做第三轮博士后呢?他说:“不怕您笑话,我从小就有个梦想,将来要做洋人的老师,现在我离这个目标就差一步了。我想做美国大学的教授,但申请了几所大学都被拒了,所以我想到您实验室再深造几年。”我爽快地同意了他的申请。
柴继杰和李平卫的路径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痴迷,二是他们都具备不被社会舆论裹挟的自信与坚毅。这两点里,也许第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正是因为对事业的执着,他们才能在起跑落后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后程发力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
(《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 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