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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3年06月03日 星期六

    家政阿姨的“分身”生活

    《 文摘报 》( 2023年06月03日   01 版)

        《分·身》演出剧照。

        2023年4月8日,北京第三届家政工艺术节,舞蹈《分·身》完成首演。

        一年多以前,公益组织“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邀请一群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和艺术家们一起创作了这部舞蹈。

        舞蹈融入了家政女工们的工作日常和生命体验,她们既是表演者,也是创作者。

        “分身”之名的来源

        《分·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蹈,而是“身体剧场”。

        什么是身体剧场?一开始家政工们好奇,有三十多人报名尝试。为了打开家政女工的身体,《分·身》的导演廖书艺采用接触即兴的形式,让报名者们在地上滚动、拥抱、对望。“没意思,哪有广场舞有劲儿”“不会舞蹈,不懂艺术”……报名的家政阿姨们纷纷发表意见。到了2021年10月开始排练的那个下午,三十余人只剩下十多个。

        刚开始身体接触,阿姨们也极不自在。高冬梅会绕着走,到边缘去,尽量不碰到别人。可是导演廖书艺主动碰触她,陌生感一点一点被打破了。

        去过几次后,王淑华在家政工彼此背靠背、相互支撑的动作里,找到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陌生的姐妹们介绍完以后,互相搂在一起,好像突然变得熟悉和亲密,不再尴尬。

        在雇主家里,这些家政阿姨习惯躲到厕所、厨房,捏着嗓子说话。而鸿雁的排练场所设在地下室里,她们在这里可以放声欢笑,释放情绪。舞蹈中的许多动作慢慢成形,打鸡蛋、拖地、哄孩子,各种家政工劳作的场景通过身体舞动重现。

        这也是“分身”之名的来源。家政阿姨在雇主家要分身做很多事情——背上哄着孩子,手在厨房做饭,同时留心听阳台上洗衣机的动静。

        隐形的人,封闭的感官

        排练《分·身》,变数最大的是阿姨们的时间。颜维旭作为制作人一度焦虑不已。

        可她还是充分尊重阿姨们的自主决策。排练也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的剧场规则进行,如果某个段落不想被呈现出来,演员可以表示拒绝。

        正因为这样的尊重,家政阿姨们意识到,这是她们自己的演出。排练一般安排在周末,家政工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乘坐各样交通工具来到鸿雁。罗雪芳从北京南面的雇主家到东四环,需要乘坐3小时公交车,排练4个小时后,再坐3小时公交车回去。

        2022年春天到来时,练习搬到了户外。阿姨们两两成对,其中一人闭上双眼,由另一人牵引着,去触摸植物花草,感受春天。

        这对于许多阿姨而言是难得的体验。王淑华说,家政工在别人家里当住家保姆,必须做到“隐形”。她形容自己是雇主的情绪垃圾桶,盛装着雇主的高兴与烦恼,但不能往外倒,“谁愿意自己家的事往外说”。她关掉了自己的感官,左耳进右耳出,干完活便悄悄消失,退回到自己的房间。

        家政工身处别人的屋檐下,许多边界都是模糊的,但有的界限又极为清晰。雇主家买了名贵的水果,邀请王淑华尝尝,她只吃一点,绝不多吃。王淑华有着对自己职业的认知,什么东西浅尝辄止,既不拂雇主的好意又不至于招人厌。

        属于阿姨们的私人领地,往往在夜晚出现。晚上九十点后,罗雪芳获准拥有一小时的运动时间,她关上房门,做一小段瑜伽或跟着网上的视频学一段舞蹈。2023年换了雇主,她不再拥有自己的房间,只能等到雇主的两个孩子睡下,所有的灯都关掉,她戴上耳机,光脚在地上舞动,没有声响,没有人知道。

        阿姨张东红爱好写作。突然来了灵感,她就拿起手机躲进雇主家的卫生间或厨房,用微信语音录下来,等有时间了再敲进电脑。

        居所里的困窘与撕裂

        导演《分·身》是廖书艺第一次接触家政女工群体。一开始,不知从何入手理解她们。她大量翻看鸿雁以前的通讯录,看家政女工们的口述史,在那些个人讲述的故事里,廖书艺对“居所”的概念产生了兴趣。

        家政女工刚来北京,大都在家政公司打地铺。一张垫子,一床被褥,便是许多家政工在繁华都市的第一个居所。

        2019年,王淑华刚来北京做家政。二十多天里,她在家政公司打地铺等活。家政公司没有多余的卧室,日常办公的客厅十多平方米,要睡下28个人。人挨着人躺下,一直到厕所门口,都没有下脚的地方。

        上户工作前,有的家政工会特地找家宾馆,好好地洗一次澡。下户后,再次来到家政公司过渡。对于住家保姆而言,居所是流动的。有些家政工到了雇主家,也被安排睡在阳台上、客厅里,没有自己的空间。在《分·身》里有一句台词描述这样的窘境,“她在冰窖一样的阳台住了一个冬天”。

        与家离别

        排练《分·身》时,高冬梅在循环往复的拥抱练习中,忽然想起自己与孩子的分离。

        2015年夏天,北京雇主家老人生病,偏偏她自己的15岁儿子也需要做个小手术。她很想回运城陪孩子,但她走了,老人便无人照顾。高冬梅留了下来。得知她的取舍,老人很感动,高冬梅当时却异常平静,似乎没什么可说的。

        直至2022年《分·身》排练时,拼命掩盖的情感忽然被唤醒。几次拥抱后,高冬梅哭至失声。她的内心藏着对儿子深深的愧疚,她总想起儿子独自捱过手术后恢复期,作为母亲,她却什么也没做。

        实际上,她一直记挂着家里的事。老人什么时候该探访,孩子的学费该交多少,丈夫的衣服怎么搭配……人漂泊在北京,心里常想着运城。

        每个家政阿姨都体会过这种分离与牵挂。她们既无法安心陪伴在家人身边,又无法安稳寄身在雇主家里。

        高冬梅和儿子分别的经历,经过提炼后被放入《分·身》。可高冬梅始终无法演绎自己的故事,台词里那一声声“我要走了”撕扯着她,让她止不住地流泪。最后,这段离别的双人舞交由罗雪芳和另一位阿姨演绎。

        (《南方周末》5.10 刘怡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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