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的北大情

    “今天我捐赠的这点捐款，是我应该做的。”声调不高，字字平实恳切，时逢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敦煌女儿”樊锦诗校友回到北大，同时带回一千万元人民币的捐款，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以支持敦煌学研究。60年前，樊锦诗从未名湖畔启程前往西北大漠，自此开始为敦煌石窟文物事业奔走的大半生。此生要做什么样的人？在捐赠仪式上，樊锦诗给出的答案质朴、坚定，“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这份奖金应该‘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一定要使所得奖金用在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业上”。

    生命与敦煌事业融为一体

    1958年，樊锦诗进入北大考古专业就读。在洋溢着兼容并包风气的未名湖畔，她沉浸在求实创新的学术氛围里，并找到了一生所爱。“给我们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有影响的学者，无不怀有深深的家国情怀、深厚的学术功底、独到的学术成就。”这一时期，北大考古专业的师长们，很多都是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考古学科的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开拓者和贡献者。苏秉琦先生的“临行教诲”、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对樊锦诗的人生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滋养着她心中的敦煌情缘与守一不移的扎根精神。

    1962年下半年，樊锦诗在本科期间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中，选择了去敦煌莫高窟。1963年毕业后，她服从国家分配前往莫高窟工作。临行前，苏秉琦先生特意叮嘱她：“你去敦煌，要知道，你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很重要，必须得好好搞。”

    携着师长传授的知识和谆谆教诲，几十年来，樊锦诗走遍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看遍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将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敦煌申遗时，申报材料全由她手写，一笔一划之下，是她对敦煌历史的梳理、现状的呈现与对未来的展望。为了让敦煌石窟的文物信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樊锦诗带领团队开启了“数字敦煌”的构建。经过30多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已建立起系统的“数字敦煌”资源库，敦煌文化与艺术真正地走出洞窟、走向世界。

    忘不了北大的精神传统

    “是母校的精神和学风深深浸入了我的思想，成为我成长的养分，滋养了我的一生，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和做好世界闻名、博大精深、价值珍贵的敦煌石窟的事业；使我不忘报效祖国，不忘所从事的敦煌石窟事业责任重大，不可懈怠丝毫，必须竭尽全力为之。”在大漠的日日夜夜，埋首工作的同时，樊锦诗的心中总有一缕情思，跨越数千里路程、几十载光阴，遥遥地牵系着敦煌与北京、莫高窟与未名湖。“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它值得。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

    敦煌学被称为“国际显学”，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两大方面，是一门涉及宗教、历史、考古、艺术、语言文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学科，也含有冷门绝学的领域。北京大学是国内敦煌学研究的发源地，也是今天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之一。早在20世纪初期，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就开始研究敦煌学。此后一个多世纪，向达、王重民、季羡林、宿白、樊锦诗、荣新江等北大人投身于敦煌学研究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6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樊锦诗是文研院的第一位邀访学者。她在金秋九月和同为考古学家的丈夫彭金章一起来北大访问，与大家交流、讨论，还带来了“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展”这一场来自敦煌的艺术盛宴。

    除了这些公开的活动，在大众所看不见的地方，樊锦诗也总是尽自己所能，提携和鼓励后辈的学术研究，为敦煌学孜孜不倦地付出。“樊先生多次强调，高等院校的教育和学术，是推进敦煌学强大的动力，是培养下一代敦煌学家的摇篮。”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说。

    从未名湖畔到敦煌大漠有多远？是几千公里的漫漫长路，是绵延多个日夜的久别与思念；也可以是咫尺之遥，是将敦煌文明研精阐微的协同脉动。由斑点星火延续至密切的交流，敦煌学学脉悄然赓续。在未来，会有更多学人学子擎起这一束炬火，照亮历史深处的记忆。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思接千古，又关注当下，何为守一不移？樊锦诗所言即所行。

    （北京大学微信号 5.5 吴星潼 陈莹 王钰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