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

    1999年，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棉纺织厂破产改制，3000余名职工的安置、关系转接等工作落在了老职工姚菊清的肩上。过去22年里，他义务为大家迁移党组织关系、补办档案、社保缴纳、退休手续办理……日复一日，卧室的衣柜里堆满了资料，每一个资料袋封面都贴着他手写的资料类别。即便身患癌症，他依然坚持白天奔波走访，夜晚伏案整理材料。“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22年来，他从未辜负大家的信任。

    老东棉的职工们，见到74岁的姚菊清，都称他“姚哥”。5月7日，老东棉职工刘九斤要退休了。最近，他刚放下了一块心中的大石头。“如果没有姚书记为我开具个人工作情况说明，我的退休金要差不少啊。”刘九斤曾在老东棉工作10多年，1996年主动离职，到一家饮料厂工作。今年3月，他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工龄不对，曾在老东棉工作的10多年工龄未被计入。窗口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提供证明是自愿离职而非被开除。

    “可以找姚书记。”身边几位老同事都告诉刘九斤，姚菊清是以前厂里的纪委书记，很正直，愿意帮别人。刘九斤说，办手续期间，每次去找姚菊清都能看到不少人围着他，全是以前的老职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材料。“姚书记说，只要我说的属实，他就可以帮我查到我的工资单、厂里给我交的社保单。厂里查不到，他就去档案馆查。他蛮理解我们的心情，怕我着急，每个星期主动给我打一次电话，告诉我办理进度”。

    姚菊清不会用电脑，每次都是手写材料，再拍照传给社区工作人员，请他们打印出来。今年4月，刘九斤拿到个人材料时，如释重负。为表谢意，他给姚菊清递上一支烟。姚菊清摆摆手，拒绝了。“姚书记对我说，你的情况是真实的，我就给你办好；如果情况不真实，我也会给你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没有必要递烟。”刘九斤说。

    22年来，像刘九斤这样的证明材料，姚菊清共出具了上千份。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本页角打卷、页面泛黄的手册，上面记录着数百个姓名和事项。“养老手册缺公章——已办妥”“个人名字有误——已办妥”“遗漏一年养老金缴纳——已办妥”，每个事项后都写明处理结果。“这些都是关系老职工们切身利益的事，无论成不成，都要事事有回应。”而每个“已办妥”的背后都是姚菊清东奔西走的身影。“姚菊清本来可以不干这个工作的，但坚持做了这么多年，热心、认真。”与姚菊清相识8年的区人社局干部董晖说。

    2004年，姚菊清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保守治疗近两年，病情不见好转。2006年3月，他接受了膀胱切除再造手术，住院两周。住院期间，他接到了高龄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的现金退费。“我当时就想着得赶紧把钱送到老职工们手上。但是，只有我清楚他们的具体住处，他们也只认得我。”坐上社区专派的车，挂着尿袋、插着导尿管的姚菊清刚出院，就在妻子沈桂钗和社区工作人员搀扶下来到台北路，为这里的20多名老职工送去退费。

    因为自己患病，姚菊清更能理解和体谅其他生病的老职工。2008年，姚菊清得知，一位得了晚期癌症、已住院的老职工，因工龄问题一直未解决，留有遗憾。姚菊清联系上后，调来他的档案，花了4个晚上看完所有内容，又搭乘公交车四处走访、查阅档案资料，替他整理了一份书面说明材料。

    这份材料被提交后不到一周，这位老职工的工龄问题得到正面回复并解决。一周后，这位老职工去世。他的子女说，父亲走得很安详。

    1968年，从孝感市农村入伍，驻扎在甘肃酒泉；1970年，和战友们藏身于贵州的深山老林，奉命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观测设备的发电工作；后来，他又随部队在白雪皑皑的长白山下驻扎8年。“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人格都在这段经历中得到了塑造。”姚菊清说，只要自己还能站起来，就会一直干下去，为大家服务。

    （《长江日报》5.5 蔡欣星 陈星雨）